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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晚上，北科大三年级女生、21岁的陈蕾从旁边教学楼的9楼纵身跳下，身体摔成了三截，当场死亡。北京科技大学新闻发言人章东辉如此表态。“我们学校深表遗憾，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学校在陈蕾的自杀上负有责任。”院长王立还说，“现在大学生自杀很正常。”（4月22日《时代周刊》）

不能否认，近几年大学生自杀现象呈现出增多的趋势。这样的背景里，若让母校承担起全部责任，似乎也难以说通。应该说，大学生跳楼，还有相当大的个人因素。如果大学生处理不好学业、就业、感情等诸多问题，心理受挫、继而心理崩溃，也实属难免。可是，这不等于校方就没有一丁点的责任了，至于院长先生说出“自杀很正常”之类的话，就更不可饶恕了——既逃离了学校本有的监护责任，更远离了人性本身的善恶标准。

院长之于学生，本应该像父与子。笔者的导师曾多次教导学生，“人这一辈子，最应该听两类人的话，一类是父母，一类是老师，因为世界是只有这两种人是真心的希望你超过他们。”然而，现在我却怀疑起了导师的教导之语，既然连院长（也就是我们以前常说的系主任）都认学生之死“非常正常”了，院长对学生的进步与否又有多大的关切呢？既然没有关切，甚至是说只有冷漠了，学生又何以要听院长的话呢？

应该说，谁对学生好学生才能听谁的话，这像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虽然这有点违背师道尊严，可也是老师先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和尊严导致的。这个时候，我想起了当年梁濑溟先生出走北大事件。1924年，梁先生离开北大。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说：“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应该说，那个时代的中国大学是中国大学最有尊严的时代，可如果要是分析一下中国大学的尊严来自于何处的话，我想，梁先生这句话就代表了一切——每位老师对学生都倍加呵护！

我们常常批判大学问题与问题大学。在批判过程中，许多大学教授和学界名人也是牢骚满腹、侃侃而谈，可具体到每一位教授学者，他们对自己的学生真的如民国时期那样关心吗？相信许多大学老师会汗颜不已。虽然，我们可以将导师或老师的不负责任归结于学术的行政化与市场化，可另外不可忽视的问题还在于“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里的主观责任感的良失。

有位诗人说，“世间很少有事物能比大学更美。当防线崩瘫，价值崩溃，水坝倒塌，洪水为害，前途变得灰暗，古迹沦为泥淖时，只要有大学屹立在那里，它就屹立闪光；只要它存在，人那颗被引导去从事美满探索的自由心灵仍会给人类带来智慧。”可是，如果我们说，连大学校园也开始“防线崩瘫，价值崩溃”了，我们还能把美好的希冀寄托于大学身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