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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公布的财政部2010年工作要点明确提出，“研究提高中央企业税后利润上缴比例”。近日，国资委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国资委官员证实，除了军工企业从2011年开始将上缴红利外，对于一直在试行5%-10%征收比例的其他央企，也将在明年“被”提高红利的征收比例。（4月26日《济南日报》）

事实上，在2007年前的十几年间，央企都是不缴“红利”的，随着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制度的实施，央企才开始按照资源型特征企业10%的上缴比例，一般竞争性企业5%的上缴比例来向国家“分红”，但问题是，“分红”并没有解决公众对央企尤其是对资源垄断型央企的不满，因为这些垄断企业缴纳了微薄的“红利”，却获取了数倍的“财政补贴”，而且垄断有变本加厉之嫌，甚至不愿意承担政策性亏损。

所谓“垄断”，意味着垄断者有转嫁成本的资本。向国家上缴多少“红利”，垄断央企决定不了，但是把多少“红利”转嫁为让消费者“埋单”的成本，垄断央企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从理论上讲，垄断央企因为多上缴“红利”而承受的“损失”，完全可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从提高垄断产品的价格上得到弥补。

要知道，垄断央企，尤其是资源型央企，它们提供的是和绝大多数普通公众日常生活、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产品，这些产品价格的“风吹草动”，很容易就影响到低收入人群的利益，也就是说，一旦央企在多上缴“红利”之后将其转嫁到成本中，最终为之“埋单”的是普通的低收入人群，这在客观上会造成一种“国与民争利”的局面。

这说明，对于垄断央企来说，并不是给国家上缴的“红利”越多越好。当垄断者能够轻易转嫁自己的市场竞争劣势，它还有主动增强自我竞争力的自觉吗？如果没有，再多的“红利”上缴也会被转嫁成其他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