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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自明年1月始的控烟，和严惩醉驾一样，是近年来少有的令我欣赏的公共政策，是真正意义上的“与国际接轨”。刘敏先生的《吸烟：从个人嗜好到公共政策》一文（见5月11日本版），谈到吸烟者的权利，可能涉及的人群歧视等问题，我认为部分观点值得商榷。

刘文说：“许多国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控烟目标，这些国家的绝大多数仅仅在教育机构和医疗机构这两个场所禁烟”。不知道这个“绝大多数”是怎么统计出来的。

多年来，中国烟草一直保持了七个“世界第一”：烟叶种植面积第一；烟叶收购量第一；卷烟产量第一；卷烟消费量第一；吸烟人数世界第一；烟草利税第一；死于吸烟相关疾病人数第一。2008年，在南非德班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上，中国得了一个尴尬的奖项——“烟灰缸奖”，此奖由与会的非政府组织代表评出，专门颁给控烟不积极的国家。中国“获奖”的原因是“宁要漂亮的烟盒，不要公民的健康”。

“吸烟是一种权利”，但任何人主张自己的权利，都不得以牺牲别人的权利为代价。有人要抽烟，没问题，在大街上，在你吸烟的空间，但在任何室内公共场所，你抽烟的结果将使别人“被抽烟”，身体健康无辜受到你的损害。这是问题的要害。

“烟草产业是税收来源”是事实，可是医药支出呢？香港卫生署控烟办主管黄宏女士有介绍：虽然香港自1982年开始禁烟，通过立法、宣传、教育、征税多管齐下，每天吸烟人口从23-24%降到2005年的14%，全港每年仍有1324人因为吸二手烟而死亡。香港大学曾和国外合作做过一项调查，发现因为吸烟和二手烟，全港仅1998年的经济损失就达50亿左右的。

“执法也带来执法队伍、人员编制、经费等一系列问题”，我认为多虑了。照我看，多数情况下甚至不必劳动执法队伍大驾。目前大陆烟害严重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是相关政府部门的不作为，有法不依，硬广告软广告任其泛滥，吸烟被包装成“与优雅、文化、独立等词语相关，成为文化审美的某种象征”，是“酷”的表现，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香港政府早就禁止香烟广告，电视、电台都不允许播放香烟广告，违者重罚，无人敢违犯。可我们连印在烟壳上的“吸烟有害健康”都藏藏掖掖。因此，我们不如先在宣传教育上真正下一番工夫，至少让现有的法规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