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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北京市发改委同时公布了《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试行）》和《北京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试行）》两部地方性法规，对律师收费问题作出了带有半强制性质的规定。以刑案为例，多数媒体祭出了类似“刑案一审代理最高三万”这样的耸人标题，引发网友和底层民众的齐声叫好。

其实，细读两份法规，不难发现其内容根本不是媒体渲染的那么回事。首先，刑案一审代理仅指审判阶段，如果按照一件案子的完整诉讼阶段来计算，则是5万元。而如果有案件疑难复杂、社会影响重大、对律师要求较高或办案时间明显更多这样的情况，可以经协商一致，不高于规定收费标准的5倍来收费，这样一来就是25万元，这个费用已经不算低了。

其次，办法还规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同时涉及几个罪名或者数起犯罪事实的，可按照所涉罪名或犯罪事实分别计件收取。这样一来，如果从最有利于律师收费的角度解释，只要被告人涉及两起犯罪或被指控两个罪名，上述标准就变成了50万元。以此类推，高收费根本无法杜绝。

再次，除了计件收费模式，办法还规定了计时收费制，如果以3000元每小时的最高标准计费，一件刑案的最终收费，也会是一个极高的数字。

因此，问题并不在具体的收费数额（类似规定上海早已存在），而是这两部法规出台的时机以及媒体渲染的角度耐人寻味。在司法行政部门的一系列动作中，不难看出一条渐趋清晰的思路或脉络：先是惩治律师为维护当事人利益而积极实施的不当行为，再是处罚律师为维护自身权益而采取的不合作行动，最后再管住律师的钱袋子。所有这一切行动的指向，其实是要削减律师执业的自主性、能动性和民间化，逐步将律师行业重新纳入行政调控的轨道。

因此，这场整肃活动，有可能会让律师事务所重新担任法律顾问处的角色。如此一来，作为个体的律师，则可能因丧失基本的价值观，而沦为类似公务员的文官群体。

这条整肃律师之路有着强大的民意支持。在畸形的市场化过程中，律师行业整体素质良莠不齐、喜忧参半，给民众留下了纠结的印象。凡是类似的整肃活动，往往都会得到虚妄民意的狂热支持，从而具备纯粹形式上的正当性。

但是我们必须警惕这股民意，毕竟那些躲在键盘后面，高呼管束律师、限制律师收费的网民，与大声为赵作海冤案疾呼、誓言严惩涉案警察的群体，其实是同一拨人。他们知道的是，个别的恶警和个别的坏律师固然需要作为害群之马予以剔除；不知道的是，律师之路即是法治之路，假借个案的名义对全行业进行打压，将付出律师队伍失去自主性的代价。其结果，必将是无穷无尽的赵作海式冤案的爆发。

向前进，还是往后退，我们似乎已经无可期待。（作者系上海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