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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坠楼事件正在持续发酵，中国高校近期连续发生几起自杀事件亦引起社会关注。先是北京邮电大学一男生一女生分别跳楼身亡，不久后，南京林业大学一女生在宿舍内上吊自杀。更早些时候的“华为自杀门”仍让人记忆犹新：2008年初，在十天之内，两名华为员工分别在成都和深圳跳楼自杀。

求生是人的强大本能，自杀意味着生命的自我终结。可以想象，一个人将陷入怎样痛苦深重的困境而又不得纾解，才会选择这一极端形式。在现代，自杀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一些国家甚至出现过集体自杀现象。自杀自古有之，在现代尤其显著。

所谓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生产技术概念。现代化会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带来改变和影响，也同样会给人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带来影响，从而造成与以往时代迥然不同的人的精神困境与危机状况。当排遣、疏导等社会干预不足时，自杀也就很容易成为一部分人从精神危机中解脱出来的极端选择。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剧烈调整期，社会整体形态在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对于前者来说，社会转型必然带来利益调整、阶层与人际冲突等系列社会问题；对于后者而言，工厂化的生产状态，高节奏、高压力的生活状态以及孤独、疏离、冷漠、厌烦等情绪，则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典型特征。

在处于类似历史阶段时，西方社会就曾出现过精神危机的高峰。比如，根据西方社会学家的研究，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中后期，自杀率在西方几个主要发达国家里增长了3到5倍。这个时期，正是发达国家工业化在加速积累，现代化进程在加快。

精神危机问题客观存在，我国也不例外，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精神危机事件在很多时候仍被看作是敏感话题，回避、躲闪，不愿正面触及。这一方面表现为通过语言表述来稀释问题，比如许多自杀者被分类为服毒者、服药过量者、抑郁症患者或者非正常死亡者、非他杀死亡者，自杀这一精神危机问题被临床医学、精神病学或者刑事案件等问题遮盖了。另一方面，一些自杀事件还被当做负面事件，影响一个机构或一个地方的形象，因而需要进行信息披露上的约束和控制。

作为精神危机的自杀，与因拆迁等问题自焚不同。后者是一种抗议形式，有明确的社会诉求，以制造社会影响而不是以了结生命本身为目的，属于具体的社会治理问题；作为精神危机的自杀，与贪腐官员的畏罪自杀、与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杀也有不同，后者分别对应于具体的问题领域和负责机构。

精神危机并不是罪恶，一个现代人总难免陷入这样或那样的精神痛苦和困境。接二连三发生的精神危机事件，提醒社会需要正视这一现实。正视精神危机，首先就要将它作为一个独立问题、一个将与现代化进程长期伴随的问题，与其他问题区别开来，不能混为一谈。正视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也意味着这不完全是个人的事情，不完全依靠个人的自我调整，而是需要作出社会组织和制度上的种种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