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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小林是四川成都的一个“黑车”司机，因为3个男子包他的车去云南跑了一趟长途，他成了运输毒品的“死刑犯”。2008年5月，骆小林被一审法院以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他不服判决，上诉至省高院。2009年5月，云南省高院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检察院撤诉。2010年5月24日，被关押738天的骆小林在释放通知书上签字，走出看守所。（５月２７日《北京青年报》）

又是一起“死刑犯”被复查无罪释放的冤案。还好，尽管被关押了738天，但是总算留了一条命，如果被判死刑后立即执行，还不知道他的冤魂现在在哪里呢。这个案子是由于骆小林一审后不服判决上诉，司法部门自己改过来的，也算好歹挽回了些许司法面子。

骆小林做“黑车”司机不对，可是也不至于被判死刑啊。包他车去云南的是一位叫“二哥”的熟客户，“二哥”在云南借过骆小林的车去“接人”，因正逢四川发生地震，“二哥”就让骆小林先回去看看。在返成都的路上，警方在骆小林的车门里查出5589克海洛因，骆小林因此被判了死刑。其实，这个案子的关键在于搞清楚，骆小林是不是仅仅是“黑车”司机？他反映了“二哥”包车等情况，弄清这些问题就这样难吗？

“死刑犯”获释，质疑办案技术含量为什么总是这样低？不论是“被害人”复活而解救的“死刑犯”，还是被冤大量运毒的“死刑犯”，都暴露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警方的办案技术含量实在太低了。在这些案件中，我们虽然不敢说抓到真正的罪犯很容易，但是从介绍的案情看，弄清真相、不诬好人并不能说非常困难。为什么总是一错再错，总是错得那么缺乏技术含量呢？

没有别的原因，根本在于，我们缺乏一个个人权益保障的环境。个人的权益，非常容易受到侵犯，特别是一些打着开展正义活动旗号的侵权行为，往往非常容易受到允许和支持，甚至明显的过度行为也受到纵容，从而让一些人养成了“侵权办案”的习惯。我怀疑，有的冤案可能是警方明知故办。

由此可以看出，公民在蒙冤之后，要想洗脱冤情，决非简单的事，更多情况下要靠运气、靠偶然。警察办冤案的责任风险实在太小，又怎么不诱发一些不认真的警察、一些居心不良的警察，办一些技术含量很低的冤案呢？须知，把这些案件办成冤案的技术含量不高，可是反过来，如果说是破了一件大案要案，那还是很有“技术含量”的，一定会受到上级重奖。

办冤案追责太轻，太过轻描淡写，也纵容一些司法人员不怕办冤案。一个案件办成了冤案，让无辜者坐了几年、十几年的牢，公检法都有责任。可是，我们看到，假如冤案平反后，只有极个别人员被追责，而且多是追究当事人的行政责任，一般并不被追究法律责任。因此降低了办冤案的成本。

在多种因素促动下，办冤案就成了常态，哪怕是要命的“死刑犯”，冤也就冤了。许多冤案，并不是因为技术能力不足造成的，而是条件环境诱发的。冤案易发，是对法治社会的亵渎。不办冤案，冤案必究，应该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执法底线。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容侵犯，必须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