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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美国华尔街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化成全球金融危机，在投资、出口、内需三大推力下的中国经济，由于过分依赖出口受到冲击，不得不靠扩大投资、拉动内需加以提振。然而，在社会分配差距拉大，属于最大消费群体的普通居民收入明显偏低的情况下，扩大内需困难重重。于是，通过改变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一般民众的收入水平成为当务之急。

在上述背景下，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正在制定中的《工资条例》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乃至被一些人认为是收入分配改革的标志性举措。一度有消息称，该条例年内即可出台。然而，国有垄断企业对《工资条例》不“感冒”。一位参与《工资条例》制定的人士近日向媒体透露，除了专家学者、普通职工等社会各阶层对《工资条例》可行性表示疑虑外，主要遭遇了来自垄断行业央企的极力反对。垄断行业的央企认为，他们的企业福利部分不应该计入到工资收入，否则纳税和社保缴纳的工资基数太大。由于阻力重重，参与条例制定讨论的学者透露，《工资条例》即使进展再快，也难以在年内出台。

在2008年发生次贷危机后，美国大批中小银行倒闭，出现大量坏账的华尔街金融机构不得不靠政府以纳税人的钱注入资金保持运转和抵御风险。然而，当年底，华尔街金融高管们却对自己进行巨额分红。此举，引起美国总统奥巴马强烈斥责，2009年4月10日，世界银行主计官兼战略与资源管理副行长法耶泽尔?乔杜里应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之邀，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作演讲时说：“我个人认为有一些公司高管的薪酬水平已经高到不道德的程度......”

国有垄断企业为什么会对《工资条例》极力反对呢？他们给出的理由是企业福利部分不应该计入到工资收入。这大概也算是一个理由，但绝非根本的原因。根本原因在于维护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即在普通居民眼里“天价”的薪酬及无法企及的福利待遇。目前，我国基尼系数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0.3警戒线，即贫富差距过大、分配不公，主要原因在于一部分人利用权力进行财富掠夺，一些民营企业通过违法手段牟取暴利，国有垄断企业管理层以董事会的名义为自己设定天价薪酬。国有垄断企业最高管理层年薪二三百万，有的甚至超千万，而全国普通职工年收入二三万元，相差几十倍、上百倍，更不要说城乡7000多万低保群体只能得到平均每年1680元贫困线标准了。

近年来，国有垄断企业年薪过高广为社会诟病，国资委几经调研，又是表态，又是发文，开始提出150万、130万上限，不久又说280万不算高，一会称国企高管平均薪酬不超过80万，一会儿又称60万，最后公众对此已产生了置疑疲劳，不得不沉寂下来，而国企高管的薪酬照样有增无减。国资委暨各家国企高层给出的理由是“与国际接轨”、“留住人才”等等。人们不禁要问：国有垄断企业高管薪酬“与国际接轨”，经营上“接轨”了么？陈同海、王雪冰、张恩照、王益这些“企业家人才”离开国企进了监狱，企业利润不是照样有增无减吗？

当然，《工资条例》的难产还有其他原因。例如，在工资的定义、调整范围、决定及增长机制及工人加班工资基数、政府调控职能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争议；在劳动市场基本属于资方市场、工会缺乏独立性的背景下，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难度很大；劳动者在权利无法实现时如何获得救济，也是一个待解的难题，等等。

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管的收入，完善监管办法，是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解决社会分配不公问题提出的目标之一，而正在酝酿出台的《工资条例》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载体。但愿国有垄断企业能够从大局出发，舍得割肉，切不可成为中国“不道德”的“华尔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