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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带来了国民财富的巨大增长，也造就了一个新兴的富人阶层，与此同时，社会不同阶层所据有的财富差距呈扩大趋势。如何看待目前客观存在的社会财富差距，形成一种理性的共识，是当下中国应该审慎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

茅于轼先生在几年前曾发表了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观点——“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茅先生的看法是，平均主义的制度只能带来民众的集体贫困，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社会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家发现了创造财富的机会所导致的，要对企业家创造财富的行动进行有效的激励，就必须对企业家在合法经营活动中获得的财产进行有效的保护，但中国社会普遍存在一种“仇富”心态，民众往往将“财富”与“不道德”画上了等号，这种心态蔓延下去将伤害企业家的创新积极性，最终让社会进入集体的贫困，故而，一个良性的社会必须形成对合法财富的认同，理性的知识分子应该顶住道德压力“为富人说话”。对于社会贫困阶层，则必须获得来自社会的帮助，让他们有机会获得发展的机会，于是，必须形成一个帮助穷人、“为穷人办事”的社会机制。

茅先生的这一看法遭致了很多的批评，主要的批评意见是，当下中国民众获得财富的机制是不完善的，很多富人获得财富的手段并不具备正当性。前几年还有一则消息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袁隆平院士出现在车展现场，准备购买汽车。网上的评论几乎一边倒地表达了对袁院士的祝贺，认为袁院士的财富是凭借他为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获得的，他应该获得巨大的财富，中国民众并不“仇富”，而是“仇不公”。

这大概是一种真实的社会心态。民众所要求的，乃是机会的平等，民众所认同的，是合法获得的财富。今天中国财富获取机制的不健全，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一方面，很多的社会机会被权力所攫取；另一方面，先富阶层无论是合法致富的群体还是蒙受质疑的富人群体，并没有承担与他们财富相对应的责任。一个良性的社会，应该让民众等度地获得发展机会，同时应该有一个机制来纠正过大的财富差距。为此，应该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建立以“累进税”为核心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这一点已然是先发国家所形成的基本共识。

另一方面，为了“为穷人办事”，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应该为民众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目前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是一种偏向于富人的制度，大量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被先富阶层所据有，有例为证，日前有消息表明，杭州西湖多个名胜故居居然变为私人会所，成为富人的“天堂”。

凡此种种现象，极大地激化了贫困阶层的不公平感和相对被剥夺感。政府应该正视这一问题，建立合理的公共资源分配机制，已刻不容缓了。

（作者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