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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劳工收入停滞且较低的事实，有专家提议，中国也应像当年日本那样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确定一个指导性的劳工工资年增长比例，推动企业和地方政府承担起提升劳工收入的责任。这样的想法，既不可行，也不必要。为矫正目前不合理的收入分布格局，中国需要的是平等保障每个人权利的制度安排，而非目标导向的收入倍增计划。

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工资应当由市场来决定。坚持这一原则的理由很简单：无人有能力确定具体一个岗位的工人的工资应当是多少，也无人有能力确定这个工人的工资每年是否应当上涨以及上涨多少——事实上，如果出现经济衰退，工人的工资甚至可能要下调。而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倡导者似乎天真地以为，中国经济将会永远保持高速增长。

居民收入倍增计划还面临另一个难题：政府无法直接提高民企、私营企业员工的收入。有人已指出这一点，进而提出一个政策建议：政府可以首先提高国企员工或公务员的收入，通过示范作用，带动私人部门提高劳工工资。这倒是中国特色的高收入群体收入倍增计划，这样荒唐的结论恰恰证明了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不可行性。

但当然，我决不反对劳工工资应当有所提高的命题。任何一个面对中国现实的人，也许某些经济学家除外，都会承认，过去十几年来，中国的收入分布结构严重扭曲：政府获益最多，企业投资者次之，劳工得益最少。从社会结构上看，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绝对水平、相对水平和增长率都过低。正是这一畸形的收入分布导致中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进而造成严重的社会与精神问题。

尽管如此，改变这种局面，需要节制激情，而诉诸理性。通过理性思考可以确认一点：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政府不应当瞄准具体的工资上涨指标，不管是月工资平均数额，还是年度上涨比例。这些东西是超乎人的计算能力的。如果试图制定这样一个具体指标，将其分解到各个地区、各个企业，无异于在实施一种超级计划经济，必将极大地扰乱市场秩序。

政府可以做的是恢复市场秩序本身。简单地分析即可表明，过去十几年来劳工收入增长缓慢的根源，在于劳工的权利遭到限制，由此导致劳工无法有效地与企业进行谈判。在这种制度环境下，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尽管在提高，劳工尽管也知道企业的利润在持续增加，却无力促使企业提升自己的收入。

在此，市场秩序遭到扭曲，有人说收入差距扩大是市场之祸，但事实是市场很多时候就是在扭曲的制度环境中运转的。因为，在基于户籍制度而形成的“农民工体制”下，市场活动主体，投资人、企业管理者、劳工的政治和法律地位不平等。劳工作为国民的诸多基本权利被悬空，相应地，企业投资者和管理者也就享有事实上的特权。事实上，这十几年来，大多数地方政府都采取“亲商”政策，公然给企业享以诸多法律与政策上的优惠和特权。企业与政府的这种特殊关系，恐怕是劳工收入长期以来被抑制的根源。

因此，政府现在应当做的事情，首先是废除给企业的诸多特权，尤其是放弃“亲商”理念，转而采取平等对待一切人的原则。这也是现代政府最基本的伦理要求。在此之后，政府才有可能公正地对待投资人、管理者和劳工，当劳资双方出现纠纷、争执的时候，主要充当双方谈判的仲裁人。这样，具体各个企业内的劳工就可以与投资人、与企业管理者进行谈判、博弈。

由此，可能出现多种情形：劳工工资提高，或者劳动条件得到改善，或者劳工收入结构变化，比如底薪提高、加班减少。总之，每个企业调整劳工工资的方式都会不同，不同劳动者的收入调整的幅度也会不同。这其实是自然的，因为不同人的才能不同，其所应获得的报酬也理应不同。在企业和员工权利、义务大体对等的情况下，无数个别企业与员工谈判的总体结果可能是：劳工收入的调整将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保持同步。

归根到底，劳工收入的提高只能来自于企业与劳工的合作。以前的问题是，由于权利不对等，双方的合作剩余的分布不够均衡。现在，人们不应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应让资本持有人遭到不公正对待。

正确的做法是，通过制度变革，让劳动者与资本持有人的权利大体对等，从而让双方在合作剩余的分配过程中大体上处于平等位置。这样，资本利益与劳工利益之间可以达成一种双方均可接受的平衡。这样的平衡只能由劳资双方在具体的环境中去自行发现、确定，用某个一刀切的指标从外部强行要求，乃是用一个不平衡替代另一个不平衡，而劳工最终也会反受其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