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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正在成为一种高风险职业。”国家法官学院副院长郝银钟忧虑地说，“这有可能造成大量优秀法律人才的流失，以致于威胁到司法队伍的建设。”为此他建议，首先要给法院准确定位，不能无限放大法院的能量；其次要从立法上加强对法官人身安全的保护，建议增设“藐视法庭罪”。（6月16日《重庆晚报》）

藐视，瞧不起之谓也。“藐视法庭罪”，那就是瞧不起法庭，是要治罪的。那么，是谁人吃了豹子胆，敢藐视法庭呢？

郝银钟认为，大量矛盾纠纷未经必要的过滤就直接涌入法院。由于案多人少，法院只能穷于应付，案件审理质量很难提高，客观上容易出现一些失误。而公众对法院的期望值很高，这就很容易使矛盾激化。这是法官职业风险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自然也是增设“藐视法庭罪”的动议初衷。

然而，案多人少，穷于应付，终究不是案件审理质量底下的托辞，更不是造成失误的理由。说公众对法院的期望值很高，有多高？还不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客观、公正地审理就是了！这是对法官最起码的要求，也是其职责所在。

自然案多人少，就应当解决案多人少的问题。与此不顾，出了冤假错案，使矛盾激化，其因首先在于法官而不是当事人藐视法庭。在这种情况下，却期望靠增设“藐视法庭罪”来“打压”当事人，显然是避重就轻，打错了板子。

“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捍卫者，法官如果自身安全都难以保障，又何谈维护司法的权威，又何谈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说得不错。但关键是法官首先必须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捍卫者。毋庸讳言的是，司法腐败，徇私枉法已成社会诟病，人们对此怨声载道，深恶痛绝。因此，“法官正在成为一种高风险职业”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当事人无理取闹，胡搅蛮缠使然，相反，恰是一些法官藐视法律，徇私枉法的“高风险”。即便有些人真就藐视法庭，使法官陷于高风险，但它与司法腐败、徇私枉法比起来，占比并不高，起码目前是这样。法官和当事人的矛盾，更多的是法官枉判造成的。法官过分强势，导致当事人有理无处说，有怨无处申，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作出过激之举。

汉武帝时期，曾出现一种“腹诽罪”。纵使你装聋作哑，不吐一字，也可治你是在肚子里诽谤他人世事的罪。这种欲加之罪的行为，别说现在，即便在当时来看也是匪夷所思的。而今的“藐视法庭罪”，虽说与“腹诽罪”天壤之别，可在法官自身问题不解决的境况下贸然增设，势必给法官们新开了徇私枉法的口子，当事人稍有不从，便来个“藐视法庭罪”，让人吃不了兜着走。然而这样的结果却很可能是法官和当事人的对立情绪会进一步增加，法官的安全将更加难以不得到保障。

“藐视法庭罪”尽管在国外早有，可它是有前提和讲条件的。没有司法完全独立，没有法律的庄严神圣，没有法官的公平正义，“藐视法庭罪”就难免沦为官方回避矛盾的罪、欲加之罪的罪、推卸责任的罪。一句话，是种有违公平正义回归的罪。而且这种罪的增设，不仅无益化解法官的“高风险”，倒是很可能加剧它。这恐怕是郝银钟副院长所始料不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