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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再给卓登先生一个机会，他还会不会像二十多年前那样，将122件于右任书法作品及一个笔筒慨然捐赠给陕西咸阳市政协？答案多半是不会。不仅因为文物的升值，更是因为，捐赠需要热血，而他的心已冷如死灰。

据《三秦都市报》6月20日报道，1986年，卓登行此壮举，将父亲卓敬亭（曾担任于右任的卫士长）传下的于右任书法捐给了刚成立的咸阳市政协。于右任号称当代“草圣”、“书圣”，其书法乃是大师手笔，字字千金，他是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属咸阳市），卓登同样是泾阳人，不可能不知道于右任作品的价值之不菲。他之捐赠，换来了咸阳市的城市户口，并成为咸阳市政协委员，这种交换，远远算不上等价，却因时代与制度的局限性，也许还被人认为是卓登占了大便宜。

十余年后，卓登求索于右任书法之下落，甚至还在政协会议期间上交提案，终无结果。他怀疑这些文物被政协官员私分了。求助于媒体，不成想引出了更大的纠纷。有当事人称卓登捐赠的一些于右任书法作品因无于氏题款，价值不大（记者根据捐赠登记表证伪了此说）；更有人威胁他“小心你的头”。

不必过度揣测卓登追究捐赠品之下文的动机，是为了私利，还是一片“公心”在玉壶。哪怕他的目标仅仅是当年政协答允给他的一笔钱，以及10件于右任作品——这些皆从未到账。很多时刻，动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动机到结果的过程，是否符合正义，是否能够推进正义的累积和建构。

与其深挖卓登的动机，不如发力于纷争的真相，尽早破解罗生门的迷雾。卓登到底捐赠了多少文物，有多少是赝品？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卓登已经向媒体公布了当年的捐赠登记表，每一笔捐赠物之明细，历历在目，其上有咸阳市第一任政协主席刘长凯、秘书长路桦等当事人的签名，还有政协的公章，可为佐证。咸阳市政协若想自证清白，就不应该像现任咸阳市政协主席李效民那样推三阻四，将责任往已经退休的前几届领导头上推，于公于私，这皆非上策；他们是不是应该拿一些干货出来晾晾，以正视听？

否则，就印证了卓登的指控可信。司法机关便应适时介入。据《文物保护法》第49条：“文物行政部门和国有文物收藏单位的工作人员不得借用国有文物，不得非法侵占国有文物。”不过，中国《刑法》并未专设“非法侵占国有文物罪”，只能参照贪污罪进行处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哪怕侵吞于右任书法作品的政协官员已经不在人世，追回国宝，依然功德无量。

可怕的不是此事由于多方推却、公权力不作为，最终无疾而终，而是因此冷了捐赠者的热切之心。国宝有价，爱国无价，一味任由前者压倒了后者，国家对于国民的魅力则如其公信力一样日渐沦丧。从此《国家宝藏》的书写权专属于美国佬，我们只能拍《三国》，虚构一个9岁的孙权，让他说出传国玉玺是一大祸害的硬道理。

可悲者不仅有卓登，还包括于右任先生。他生不能归故土，死后连作品都不得安生，被故土的公权力者所败坏。若于先生泉下有知，唯有再唱一篇：“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