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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接受了《中国青年报》专访，他提到现在大学精神有点迷失，出现了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广泛的精神虚脱。作为全社会来讲，包括大学，功利主义盛行。“才子加流氓”与“才子加帝王气”将会贻害科学、贻害社会。杨玉良作为名校领导，可谓感同身受，也有发言权，对大学精神迷失的分析说的也在理。当前中国大学所面临的种种不足他都进行了剖析，鞭辟入里，值得警醒。

窃以为，若单纯的把大学从大环境中剥离出来，只是针对大学的缺陷进行批判，是有失偏颇的。中国目前存在这样的现象：社会对大学普遍要求过高，容不得大学有半点污垢，还在梦想着大学应该是一方净土。中国的大学承载了太多，问题也有太多，但这不能把全部的责任都推给学校。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大学只该负一部分责任。我们应该清楚，大学是社会的一部分，大学里的人也是社会人，他们不可能与社会隔绝的。功利主义风行社会，浮躁气息弥漫，大学自然不会幸免。

杨校长提到，当今中国的大学没有成为民族和国家的精神脊梁，高校教师也没有真正崇尚学术崇尚真理。笔者承认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在大学里找几个醉心于学术，不倦于真理的教授、学者很难。所有搞的这些学术和课题，也都是量化了的，谁发的论文多，发的期刊硬，谁拿的钱，获得的功名就多。上面就是这么规定的，老师也只能这么干。虽然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归根结底还是人，是人就有趋利性，即便想淡泊明志，像陶渊明那样不为五斗米折腰，恐怕也很难。因为评价体制就是这样的，长时间不发论文工资就会受影响，即便学术搞的再好，没有以论文的形式呈现出来公开发表也是不行的。杨校长提到，哈佛大学知名教授罗尔斯15年不发表论文，这要是在中国可能被赶出学校了。

关于大学成为就业服务站这点，笔者认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首先要明确一点，在上大学就业这方面我们和西方的那些名校是不能比的，也没有可比性，中国毕竟人多。每年六七百万大学生和几十万研究生毕业，不能让这些人都去搞学术吧。杨校长认为，大学应该学术至上，不能把就业放在第一位，要着重培养大学精神，培养大师。若真的这么干，只能会南辕北辙，不解决好就业，不把就业放在第一位，太理想化的结果是引发社会危机。先有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与一定的社会地位，满足人的最基本需要才能谈其他的。一味的谈精神，谈理想，不管实际，只能是形而上学，毕竟绝大部分人都是凡人。况且，中国需要大师，并不是人人都能够成为大师，具备大师资质的人也只是极少数。

在大学高度行政化的今天，“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只能是传说。并不是那些教授学者不知道当前大学里存在的弊端，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前不久，笔者和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董天策常务副院长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很多人在当领导前都是这么想的，但坐上那个位子就不一样了。诚然，这就是传说中的“屁股决定脑袋”。谁都知道大学弊端丛生源于过于行政化的体制，然而，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大学不可能去行政化，甚至可能会加强。大学太自由了，环境太宽松了，都去追求学术，崇尚真理了，反而是某些人不愿看到的，对他们来讲公共知识分子还是越少越好。

既然这个大前提，大环境已定，我们就无须希冀大学能如何如何了，即便一千个一万个想也是徒劳的。若一个环境有着生产“才子加流氓”的土壤，即便去阻止也是阻止不了的。大学精神普遍虚脱这不是某几个人，某一部分人所能拯救的了的，说到底这不是大学本身的事情，所以也不全是大学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