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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对这件事情有更多的思考。

我并不觉得把公务员户口在农村叫做“伪农民”是一个好说法。在中国，农民与其说是一种职业，不如说仅仅是一种社会身份，也就是户籍。因此，一个农民，可能是在务农，可能是在做工（民工），也可能做教师（民师）。但我们不会把一个民工叫“伪农民”，不会把一个“民师”叫伪农民。

至于公务员，依照法律，并未限定只有城市户口的人才能担任。但在招考公务员中，通过设定它项限制，比如学历、从业经历，等等，持农业户口者做公务员的权利，事实上是很难享受的。

城乡户口之别，使社会平等面临挑战，同时呈现各种奇异状况。例如，一般情况下，“回乡当农民”，把户口从城市迁往农村，总是受到赞许，因为这意味着一个人的“自贬”，可以曲折地通向“奉献”这一意义。但对城市近郊来说，农民往往有比城市户口更大的利益。假如一个公务员把户口留在偏远农村，我们将如何评说，它与留在利益巨大的农村，具有利益上的巨大差别，但行为上却都是户口留在农村。

把户口留在农村，或者转入农村，这是一种“反向城市化”。有时候，我们对这种“反向城市化”予以道德上的赞许和行为上的允许；但少数情况下，我们又对这种“反向城市化”予以道德上的谴责和行为上的纠正，例如义乌出现的公务员户口留村得利现象。

人的利益与其户口捆绑在一起，这是不正常的。城市户口捆绑的普遍福利，农村户口捆绑的普遍低福利，以及特殊情况下出现的反例，都会带来问题。例如，近郊农村的农民，户口有很大利益，但同时也往往意味着个人与村组无法摆脱的依附关系，如果集体产权不量化到个人并且能够由个人通过市场办法处置，那么村民们势必子子孙孙都与村集体脱不了干系，而难以作为自由个体进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