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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务院法制办在京召开备受关注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草案专家研讨座谈会。与会的北大专家王锡锌透露，目前修改方案已形成草案初稿，整个拆迁的思路将发生“根本性变化”，“被拆迁人”这一概念以“被征收人”取代。(9月19日《新京报》)

概念的嬗变自有其理念的进步，只是在宜黄拆迁自焚事件的风口浪尖，行政立法部门再度召开座谈会，除了安抚坊间激昂的情绪，我看不出还有其他什么实质性意义。

半年多的时间，一个个拆迁悲剧继续重演，一次次立法座谈会传出的信息已了无新意，专家津津乐道的先协商后拆迁、区分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市场化补偿等“根本性变化”，也早已被反复热炒。对于各地遭遇拆迁暴力的公民而言，这些纷纷扰扰的舆情，至今唤不出一个深藏闺中的“初稿”，也该产生“立法疲劳”了。

拆迁立法还要多久才能“瓜熟蒂落”，这么长时间的酝酿起草究竟有何作为，地方利益游说与行政考量究竟如何，最终的草案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专家传递出的信息……这些疑问，公众依然无从知晓，更遑论对立法形成实质性的影响与介入了。

立法是一种配置权利义务的过程，最基本的程序要求就是要让利益相关者有同等的参与机会，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能够得到相同的表达与重视。对于行政立法而言，由于政府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执行者，有的甚至还是直接参与者，所以带有先天性的“部门利益”倾向，更需要强调程序上的正义，强调利益博弈的公开化与对等化。

遗憾的是，拆迁立法从一开始就显现出利益博弈的不均衡。表面上看，处于拆迁影响下的广大公民，有公共舆论的伸张和专家学者的代言，无论是在推动立法的进程还是具体文本的修订上，都凸显出积极的介入态势；但实际上，由于立法的另一方利益主体——地方政府和开发商集团，始终不肯走到公开博弈的前台，使得这场原本精彩的公共政策大辩论，变成了民意一厢情愿的“独角戏”。拆迁立法的阻力何在，地方政府有何苦衷，地方利益如何保障……类似的问题都无法拿到桌面上面对面讨论。与此相反的是，立法部门对相关信息内容和动议刻意屏蔽，封闭化的立法格局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太多私下游说的空间，也使得利益集团的介入更为隐蔽而有效。

一方在明，一方在暗，这样的拆迁立法博弈注定了程序上的失衡，也造成民意对立法实质性介入的瓶颈。而如果是在完全公开透明的平台上，利益双方展开“阳光下的辩论”，一切托辞与苦衷都将接受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检验，“挟私立法”的空间必将极大缩减，拆迁立法的公正性也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所以说，看起来十分积极的民意介入，对拆迁立法的影响力并不见得很大。要突破这种瓶颈，不能单靠地方利益主动“站出来”对峙，更不能将整个公民利益托付给几个专家学者，而必须从立法机制入手，将行政立法的大门开放得更宽一些，让利益博弈的过程更透明一些，使焦点、难点问题的商讨展现得更充分一些。要知道，开门立法的程序机制，不是要求立法者在草案成熟后再去征求民意，在起草阶段民意的介入同样是防止立法偏失的内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