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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秘诀说”、“教师走穴风……在17日举办的第四届复旦基础教育论坛上，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玉良等专家批判了社会及教育界某些人的功利化心态，认为教育不能只注重知识传授，而忽视学生的德性培养和责任感的培育。（9月20日《人民日报》）

不可否认，杨玉良等专家所批判的教育功利化的种种现状在当下的中国确实非常具有普遍性。然而，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哪朝哪代不是如此呢？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人的趋利性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是一种必要的“恶”。因此，我倒并不认为功利，或在教育上的功利有什么不妥的地方——问题并不在功利本身，而在于实现功利的途径或手段是否合理。

杨玉良认为，当前学生身上普遍存在的功利化心态，与当前教育过度注重知识传授，轻忽人的根本德性培养，部分教师心态功利、浮躁，缺少“身正为范”的自觉自律有关。这种论调看似很有几分道理，很冠冕堂皇，可在我看来，对于中国教育或中国社会的改良却是有百害而无一益。尽管对两千多年来一直宣扬“德治”的中国国民的道德水准充满了不信任感，并且对欧美国家国民的道德水准有十二分的好感，我却从来就不认为他们天生比我们更道德。他们的道德水准之所以比我们高，并非由于他们非常注重所谓的“德性培养”，也不是由于他们比我们更能“自觉自律”，而是在于——总体上来说，他们的社会制度奖励那些有道德的行为，惩罚那些不道德的行为；而我们的社会制度则恰恰相反，更倾向于奖励那些不道德的行为，惩罚那些有道德的行为。也就是说，提升欧美国家国民道德素质的正是功利性的考量，而不是什么对“德性培养”的重视或“德育为先”的口号。在此意义上，杨玉良一味地强调“德性培养”和“自觉自律”，却不顺应人的天性而因势利导，从社会激励机制的改良上去着手，必定会事倍而功半，很难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效——更有害的是，这种脱离实际的论调可能转移社会的注意力，将教育与社会的改良引向歧途。

如杨玉良所言，不少学生急功近利，总希望找秘诀、走捷径，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却是符合经济学规律的。因此，如果有秘诀可找，有捷径可走，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费那么大的劲儿去寻寻觅觅呢？不过，如果这种秘诀或捷径建立在损人利己或违背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基础上，恐怕就有点不大妥当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由于缺乏公平、公正的人际博弈规则，确实充满了这种不道德的利己机会，而那些真正有道德、讲道德的人却将因自身的道德行为而遭受不同程度的个人利益的损失——我们能指望生活于这种社会语境中的人们变得有道德，或培养出对个人、对整个国家、对人类的责任感吗？

异史氏曰，“流水就湿火就燥，趋利避害人所好。莫叹世风今不古，规矩能把流弊扫。”我始终认为，任何人都应该因他或她道德的行为而受益，道德的行为只有在利他的同时，也是利己的，才具有可持续性。如果任何有道德的行为在利他的同时都能令行为人受益，而不道德的行为在损人的同时也令行为人受损，我们将根本不需要强调任何“德性培养”或高唱“德育为先”的空洞口号，道德的“自觉自律”即在其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