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周末》报道，近期在一次调研中，一位地级市的领导雄心勃勃地对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说：我这个地级市一共有100万户农民，我准备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把这些村庄全拆了，因为100万户农民大概占了100万亩的建设用地。

至于如何操作“撤村并居”，地方领导向中国权威农业专家陈锡文算了一笔账：100万户农民让他住楼，至少省出70万亩地，50万一亩就是3500亿，100万亩就是7000亿，什么事干不了——区区的一个地级市，就能通过“撤庄并居”，轻松获得数千亿的卖地收入。倘若全国各地都这样做的话，“撤村并居”无疑将演变成土地财政的“升级版”。

现在，全国各地正以罕见的热情拥抱“撤村并居”行动，一些地方政府的目标很明确：让农民上楼，等到腾出的农民宅基地复垦后，换取同等面积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既可以获得城乡土地之间的级差收益，更可以突破宏观调控下紧缩“地根”的限制，完成GDP的发展目标。

山东省诸城市(县级市)在今年6月以来就相继撤销了1249个建制村，合并成208个农村社区，成为全国首个撤销全部建制村的城市。目前，“撤村并居”正在全国逐步推广，并呈“星火燎原”之势。

就目前各地的试点来看，不少地方都打着土地换社保的诱人招牌。所谓的土地换社保，所换来的只是一部分保障或者浅层次低水平的保障，并非是完全保障。具体讲，农民用土地“购买”的社保，大多数是单一的养老保险，而且保障水平也不太高。当然，有些地方为了农民进入城市后的生计，也开展了一些生存技能的培训，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并不理想。这意味着，土地换社保解决的仅仅是农民的生存问题，而难以解决发展问题。

而且，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有可能打着“土地换社保”的幌子，对稀缺的土地资源进行侵占吞并和滥用，把成千上万亩的良田一眨眼变成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倘若这种“圈地运动”一旦成为气候，18亿亩耕地红线将很难守得住。

因此，笔者建议，首先，国家层面有必要对这项公共政策进行重新评估，尤其对有意扭曲和肢解国家既有制度的地方，立即叫停；其次，对各地盛行的土地置换制度，要加强监管。现在的问题是，增减挂钩指标置换违规操作非常多，比如地还没复垦、农民的新聚居区还没建好，城市建设土地指标就可以交易，或者进行抵押贷款，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让国家的宏观调控失效。此外，还应该加大问责力度。除认真执行《土地违法违纪行为行政处分规定》外，还要对土地违法情节严重、社会危害较大的，坚决予以刑法问责，改变土地执法中“以罚代刑”、“以纪代刑”的旧弊。只有多管齐下，才能有效避免“撤村并居”演变成土地财政的“升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