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二奶”的财产权问题，最高法院通过《婚姻法》的司法解释，其第二条这样规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为解除同居关系约定了财产性补偿，一方要求支付该补偿或支付补偿后反悔主张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合法婚姻当事人以侵犯夫妻共同财产权为由起诉主张返还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处理。”
且绕开条文，说一个案例。这就是著名的张学英案。张即世人眼中的“二奶”，与她同居的黄永彬死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价值4万元的遗产赠予张学英，骨灰盒由张负责安葬。此遗嘱并在公证处得以公证。黄死后，其妻未按遗嘱执行。张学英则一纸诉状告上法庭。2001年10月11日，四川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认为尽管《继承法》有明文规定，遗嘱亦非作伪，但黄永彬将遗产赠予“第三者”之民事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七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守社会公德”的规定，因此驳回了原告张学英的诉讼请求。
此案一度沸沸扬扬，激起无数争端。质言之，这是一个错谬的判决。“二奶”的问题，在于道德，而非法律。你可以从道德上鄙弃她，却不能从法律上剥夺她的合法权利，这其中之一，就是继承权。黄永彬的遗赠与张学英的接受，和“二奶”没关系，只关乎黄的财产处分权与法律程序。
张学英案埋下了一个悲剧的伏笔。这些年来，一旦“二奶”与财产发生关系，如果闹上公堂，对“二奶”来说，舆论依然如泰山压顶。最吊诡的一个说法，是“无过错二奶”的财产权应该受到保护。我始终搞不懂，为什么要区分“二奶”有无过错？怎么区分？这种差别与财产权有什么因果关系？难道一个罪人，譬如贪官、杀人犯，就应该被剥夺最基本的人权与财产权？况且做“二奶”并非犯罪呢。
从表面上看，“二奶”的财产权危机，起因于道德问题被迫转化为法律问题。“二奶”们不但要为德行的残缺背书，还要为司法的歧视买单。可在实质上，则不仅是“二奶”的问题，更是财产权的问题。一个自然人，若连自己的财产都无法依法处分，这财产权要它何用？对比英国普通法传统之下的财产权制度，允许一个人把遗产馈赠给大学，而不顾自己挨饿的妻儿，我们这里这种对财产权的顽固坚守，堪称教条；在当下，财产权却处于十月围城当中，什么都可以摧折它，包括有些权力，包括公德，甚至包括“二奶”——这不过是一个道德借口。
辨析至此，再看法条，当可一目了然。这一条司法解释，对“二奶”的态度依然十分暧昧。一方面，基于“二奶”对《婚姻法》与社会公德的破坏性，其与包养者为解除同居关系所约定的财产性补偿，内容违法，严格来讲乃是无效合同，故“二奶”要求包养者支付该补偿，法院不予支持。另一方面，假如包养者已经履行了约定，且所支付的财产不属夫妻共同财产，那么他就不能主张返还，这无疑是在捍卫“二奶”的财产权，变相认可了“二奶”的合法身份。
这种矛盾其实很好理解。《婚姻法》之主体毕竟是一夫一妻制，所以必须否定“二奶”的兴盛；同时，“二奶”也是人，她的财产也是财产，合法的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近年来，财产的权力外壳越来越坚固，这大概是为数不多的可喜的变迁。
不过，这条司法解释仅针对“为解除同居关系约定了财产性补偿”，只能触及“二奶”的财产权危机之冰山一角。我们不妨视之为一次试水，好戏还在后面。因为“二奶”的问题远远不止是一个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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