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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顺义法院最新公布的调研数据显示，今年1至10月，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占全部刑案被告人总数的39%，较去年同期增加60.7%。这个数字也印证了北京市多家法院的信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正呈上升趋势。法院给出的主因之一是，新生代农民工“不甘贫困，不愿吃苦”。（12月23日《北京晨报》）

法院方面的分析自然是基于大量的事实，有其合理性在内。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对这样的分析暗含的一个潜台词是：农民工，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他们父辈的农民工，都应该是吃苦耐劳、默默劳作的一群，这是他们于城市而言的价值所在。而“不甘贫困，不愿吃苦”无异于一个群体的品质滑坡。

说新生代农民工“不甘贫困，不愿吃苦”，若挑刺的话，这说法仍旧是一种歧视。难道要新生代农民工继续他们父兄辈的城市经历吗：将青春和健康奉献给了工厂里的流水线、城市里的建筑工地，而将被透支的身体和时常拖欠的微薄工资带回农村。如此父子循环，城市需要的就是这样甘于贫困、肯于吃苦的“农二代”吗？

这种思维也许是无意识的，但未尝不是危险的。老一代农民工的辛勤劳作，是城市迅速发展的成功因素之一。城市化的下一轮发展，如果试图延续这样的惯性，势必压制新生代农民工对平等权益和向上奋斗的正当诉求，换来的将是愈发上升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

说新生代农民工“不甘贫困”，但他们为什么要甘于贫困？城市的生机在于流动和创造，有向上的机遇符合每一个农民工和每一座城市的自身发展利益。

只有正视新生代农民工“不甘贫困”的合理诉求，我们才能谈得上打通他们向上的渠道，才能引导他们用合法正当的手段摆脱贫困。做到了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数量才有可能减少。 蔡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