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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国瑜表示，他曾向上级领导反映过多次，但均石沉大海。他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上访和反映情况，最主要的渠道还是通过网络。大半年来，他先后在新浪开了两个博客，取了个ID叫“维权公务员”，发表了100多篇博文。除此之外，朱国瑜还去北京找过大学同学。现在，他很多留在北京的同学已经成为了司局级领导。然而，同学能给的只有同情和安慰，有同学劝他认命，要他为自己的前途和生活考虑。“大半年的维权生涯，过的生活人不人鬼不鬼。 ”这是朱国瑜对其生活现状的描述。这是一种怎样的人生况味，又是怎样艰难的时刻？

不论是公民奋起维权，还是不避艰险的举报，都反映了对公平正义的呼唤和追寻。然而举报人所遭遇的举报无门或被打压的命运，却已实实在在地成为这个法治时代的声声悲鸣。显然，相对于更多举报者而言，朱国瑜的际遇仍算不上最坏的。因此这个时代更大的悲剧意义，也就在于此了：据200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发生的对举报人报复致残致死案件由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的每年1200多件。2010年，最高检材料显示，向检察机关投诉的举报人中有70％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

要有怎样的悲观、幻灭与决绝，才让朱国瑜这样一名国家公务员不惜以公开遗书的方式，以求获得关注？由此而言，我很抱歉在本文开头，对举报人使用了“挖空心思、推陈出新”之类的轻薄字眼。但问题在于，谁又能否认，我们不是到了一个“无关注则无解决”的时代？而这样一种情形，无疑已是一种更大的悲哀。其对于举报，对于维权，对于制度的建构与权力的设置，也无疑是一种更直白也更深入的揭示。

（作者为资深评论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