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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拆迁问题上,现在许多地方都看到了这种“株连效应”。比如,以前江西丰城在打着“旧城改造”的拆迁中,与被拆迁人有亲属关系的公职人员就接到告知: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说服其亲属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否则将被采取组织措施。”；而洛阳市洛龙区古城乡政府以前为完成青阳屯村拆迁任务,竟然想出了一个办法,让中小学生动员父母签字。这种缺乏起码伦理道德的拆迁“株连”,不仅仅是对法治的践踏,同时也是对人文伦理与教育品质的极大破坏。

中国这个有着悠久传统历史的国度,亲情伦理有着强大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也维系着和谐、幸福与稳定等内容。拆迁“株连”,利用的恰恰就是这种亲情伦理的力量。当公权力以“组织力量”来突进到亲情领域,能够产生的威力将有多大,是不难想象的。愈演愈烈的拆迁“株连”,都说明当前一些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正在试图绕过法治,选择亲情伦理的路径,来最终达到对公民权利进行剥夺的目的。

发生在江苏镇江的多名教师因拆迁动员不力被停课停薪,说明当前一些非法拆迁之恶已经变异到极其冷酷无情与卑鄙下流的地步。在权力与权利博弈越来越复杂化的今天,如果还是不能把解决拆迁问题完成纳入到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下进行平等博弈,那么,由拆迁派生出的悲剧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污染到社会更多领域,伤害到整体社会的伦理与文化,使越来越多的人都无法成为非法拆迁悲剧的幸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