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写作这篇文章之时至今，80多年已经过去了，诸如此类逻辑混乱的言论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包括时评界――却仍然大行其道，有些“时评人”甚至连句子都写不通，他们的作品却堂而皇之地占据了各大知名报纸――如《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的评论版，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的悲哀。
古人云，“谣言止于智者”。为什么谣言一到智者那里就现出了本象，失去了它迷惑人心的功效呢？此无他――比之常人，智者更愿意讲道理，也更懂得讲道理。殷海光先生在《创设讲理俱乐部》还说：
“我们要看一个人是否讲理，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是考察他所发出的语句之真（truth），假（falsity），以及对（validity），错（invalidity）。任何语句底真、假，以及对、错成立的程序，通常至少有这些种：①诉诸经验事实；②诉诸逻辑推论；③诉诸传统；④诉诸权威；⑤诉诸教条；⑥诉诸风俗习惯；⑦诉诸暴力；⑧诉诸情感；⑨诉诸立场；⑩诉诸利害关系；⑾诉诸多数――即多数人说真的就是真的；⑿诉诸人身。”
殷海光先生将以上十二个程序分作两类，从①到②并作一类，叫做A类，其余的并作一类，叫做B类。他说，“如果我们用来决定一个语句S底真、假，与对、错的程序是A类底程序，那末我们就在讲理。如果我们用来决定一个语句S底真、假，与对、错的程序是B类底程序，那末我们便不是讲理。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判别一个语句S究竟是真的、是假的，以及究竟是对的、是错的时，我们只问S是否合于经验事实，或是否可由逻辑推演的法则得到；除此以外，其他条件一概不在考虑之列，那末我们就是在讲理。如果我们在判别一个语句究竟是真的、是假的，以及究竟是对的、是错的时，我们动辄引用权威，或投众所好，或考虑是否伤人感情，或从利害关系出发来斟酌的，……那末我们就是在讲别的，而没有在讲理。”
简言之，讲理与不讲理的分野，即在于作出任何判别的时候，是否“交付经验事实的检证，或逻辑的核校”――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摆事实，讲道理”。卡普费雷云，“谣言反复出现是城市、社会群体和国家持久混乱的标志。”就当下的中国来说，这种“持久混乱”可能更多地表现为思想和逻辑的混乱。
“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在当下中国这种恶劣的舆论环境中，非有大智慧大勇猛者，确实很难产生诉诸事实与逻辑的理性言论――即便产生了，也很容易为环境所扼杀。然而，不管有多么在缓慢与艰难，如果我们要降低谣言对社会的破坏性效果，建立一个行为规范或大家可欲的社会秩序，一切有良知、有见识的中国人仍须朝着将一切价值和判断“置于经验和事实的基础上，并且通过逻辑的考核”这个方向着手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