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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新建面积达20亿平方米，使用了世界上40%的水泥、钢筋，建筑的平均寿命却只能维持25—30年。同时，另一组数据显示，英国、法国、美国的建筑统计平均使用寿命分别为132年、85年和80年。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范柏乃感慨:“我们有5000年的历史，却少有50年的建筑。”(《中国青年报》5月11日)

“建筑短命”是一个老话题，这几年两会年年提，批评声一片，但各地“被短命”的建筑还是此起彼伏。学者通常把国内建筑短命现象的原因，归纳为“四说”:“质量说”、“规划说”、“政绩说”、“暴利说”。其实，不论是哪一种“说法”背后都隐喻着同样的真问题:权力意志的绝对主导。领导拍拍胸脯就可以决定一座建筑的命运，拆了又建建了又拆的政绩工程大行其道，反衬的不是城市规划缺乏科学性和连续性，而是对于权力意志的规划和监控力量缺位。

因此，拯救短命建筑的“要义”在于从源头入手，具体说来，一是要充分考虑民生民情，让城市建设规划更符合公共利益;二是要广泛吸纳民意民智让公共建设决策更科学完美，避免决策失误造成财政浪费;三是要导入有效的公共监督，严控相关权力的腐败和资本暗箱操作。

事实上，很多国家把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写进法律。英国1969年出台了著名的斯凯夫顿报告，美国学者也提出“市民参与阶梯”理论，日本规定城市规划方案要多次征求居民意见……毫无疑问，我们的城市建筑想像巴黎那样一百年都不过时，民意参与监督的法律制度保障不可或缺。在此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