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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90年代，公路上乱设站卡、乱罚款、乱收费现象十分严重，不仅极大增加了物流成本，还造成民怨沸腾。因此，从1994年起，国家开始对公路三乱不断进行治理，但治理17年之后，河南一个维权司机却告诉我们，现在公路三乱仍然非常严重，全国每年的公路罚款可能高达4000亿元，（新京报）

从理论上来看，基于规范行车行为的公路罚款当然无原罪可言。但问题是，当必要的行政处罚成为物流成本畸高的重要导手，当源源不断的罚款金流向成谜，并增肥为过往车辆不可承受之重时，至少在罚款手段和程序上，公正的质问与追查应该成为必要。

从舆论反馈来看，纠结于公路罚款之上的宣泄显然都指向一个“乱”字。乱设站卡、乱罚款、乱收费，如此公路三乱虽说整治达17个年头，但呈现的现实依然不堪，甚至是有倒退恶化之势。一如每个乱象之因，公路三乱显然也是典型的权力失范与监管失态化学反应下的坏症。

罚款金额如菜市场上的交易，可以讨价还价；罚款名目无法定规章，执法随意性大；执法主体不明，私人执法现象严重。此可归为目前公路三乱的具体表象。但无论是“罚款不开票可以打折”，还是“抓谁逮谁”的雁过拔毛，“掘金”的目的想必是“路人皆知”。可以想见，利欲狂狷的背后，是建立在权力寻租之上的“财路共谋”。

对于一些地方政府来说，这种明显背离《行政处罚法》的乱收行为，已经彻底走向部门创收的权力视野。致使基层执法，政府分摊，成为横行在各条公路上的权力路障，让广大司机只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甘心认宰。更为悲哀的是，凭借权力壮胆的乱收行为所缔造的“潜规则”，刺激的不仅是“执法”人员的金钱冲动，也让过路司机无奈诚服于这套诡异的恶性体系之下，使交钱就可违章成为一种默认的共识。于是，所谓交通法规、道路安全都被金钱上的交罚所麻痹，长此以往，法治不彰，安全无保，走向“越罚款越违法”的恶性循环，最终偏离行政处罚的良善初衷。

经过多年的发酵，可以说，遏制公路三乱之害已经不存在认识上的不足。《人民日报》就曾连发七篇读者来信，揭我国公路收费象。但治乱之路依然困境重重，其最核心的困因，莫过于既得利益部门过于庞大，获利之丰造成积重难返之势。基于此，如果仅仅寄希望于地方上的“全身而退”，恐怕只能沦为一厢情愿的空想，那么，一场从体制上根治乱象的除障风暴，应势在必行。

当然，强力纠偏必然是一场牵涉甚广的复杂工程，要取得实效，就必然绕不开这样的焦点追诉：所缴获的行政款项数额几何，流向何去？乱罚滥收背后，有着怎样的权钱魅影？又是谁让公路罚款变成了失控的收费站？这些答案，不能再在风中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