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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社会遇到某种屡屡搞不定的顽疾，运动式搞定思维便会粉墨登场。

该模式大致如下:首先是把问题归咎为领导不够重视，解决方法就是让更高级别的领导介入，一级搞不定就往上升一级，直到抵达最顶端。另外就是把问题归咎于执行上级命令力度不够，因此呼唤狠抓落实，重典治乱。具体做法往往是出台一部部新行政法规、开展一轮轮专项整治，并要求长期保持高压态势。

这个模式还有一环，就是大搞教育培训，净化相关人员的思想，集中学习，统一认识。这一基本模式貌似是很完备的，由上至下，统一认识，加大力度，领导一重视，全国一盘棋，还有什么搞不定的呢?

对食品安全这样的顽疾，目前的解决方式依旧没逃出运动式搞定思维的模式。领导已经足够重视，最高决策层不止一次做出批示，国务院也成立了专门小组；执行力度也空前加强，出事官员要问责，新食品安全法要出台，要对制假制毒者“严刑峻法杀无赦、倾家荡产一场空”；思想道德教育方面也有配套，2010年5月9日媒体报道，国务院已明确要求食品界的核心从业人员每人每年接受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科学知识和行业道德伦理等方面的集中培训不得少于40小时。

这些年来，中国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苏丹红”、“三聚氰胺”、“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毒花椒”……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成“食品恐怖主义”。在这种态势之下，政府出台上述措施，也实属必要，这样空前力度的整治体现了政府捍卫食品安全的决心，可能也会取得一定效果。不过仅仅依靠这种模式，能否真正很好地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回头看

一看历史，检视一下各种搞定和搞不定的例子，或许从中能得到某些启发:我们可以让全民砸锅大炼钢铁，但搞不定一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汽车；我们能够让嫦娥一号飞上月球，但搞不定学者们的造假抄袭；我们可以悬赏500万举报盗版生产线，但搞不定盗版的猖獗；我们可以投巨资治理某一条河，但搞不定污染事件的频发；我们的举国体制可以搞定乒乓球等小众运动，但搞不定足球、篮球；我们可以让全国都在某一天去“灭四害”，但搞不定城市的下水道和大堵车；我们可以搞定

一次大会的食品安全，但搞不定老百姓餐桌上的安全……

以往的教训俱在，或许该承认了，有些事真不是运动式搞定思维能搞定的。对那些全局性的，需要一个合理有效的常态机制保障的事，靠运动式执法、靠严防死守解决不了问题。即使再狠抓落实，最终还是落实不了。食品安全的监管正是如此，这是一个全局性的、无处不在的日常工作，需要的自然是一种健全的日常机制，绝非几场疾风暴雨式的综合整治能够摆平。

食品安全问题屡搞不定，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运动式搞定模式本身就是搞定这件事的最大障碍。这些年的食品安全问题，固然有食品生产者泯灭良知、唯利是图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各级部门监管的缺失。一些监管部门搞地方保护、“在办公室看样品”、用罚款分成来解决自己的工资和福利，搞“钓鱼执法”的新闻已多次见诸报端。

闭门监管、行政权力只对上级负责、不受本地司法和消费者监督，是食品安全监管失灵的主要原因。而现有思维并没有开放外界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却反过来再次加强了行政权力，只是强化统筹协调，加强了上级对下级的督促———依然还是政绩模式，依然还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在日常机制中，依然没有人能监管“监管者”。这样的监管效果，可想而知。

《人民日报》近期发表评论员文章，题为“人人都要维护食品安全”，此话道出了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要实现人人维护食品安全，关键又在于温家宝总理所说“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食品安全需要一个有效的日常机制，无法单靠行政力量自上而下的闭门监管来搞定，只有开放舆论监督、消费者维权、让食品监管处在全社会构筑的综合监督网中，才能真正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