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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社会结构变化实在太大了，其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从农耕社会转型为工商业社会，随着城市化程度的加快，人员流动加剧，一个人的祖籍、出生地、生长地、工作地都不一样很正常。许多人对自己父亲、祖父生长的“祖籍地”毫无印象，一辈子也回去不了几次。而“籍贯”的定义也变得潦草，过世已半年的作家史铁生曾写道：“常要在各种表格上填写籍贯，有时候我写北京，有时候写河北涿州。写北京，因为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大约死也不会死在别处去了。写涿州，则因为我从小被告知那是我的老家，我的父母及祖上若干辈人都曾在那儿生活。”显然，在今天的社会大背景下，祖籍的重要性远不如古代，而一个人的出生地和成长地可能对其影响更为巨大。

如此说，并不能完全否定祖籍地对一个人尤其是第二代移民的影响力。以网坛“一姐”李娜、前乒坛“一姐”邓亚萍为例——— 李娜的祖籍是湖南新化，邓亚萍的祖籍是湖南新宁，这两个县在明清时期都属于宝庆府，即今天的邵阳。那个地方自古民风强悍，多坚韧执着、永不服输的人，当地居民被称为“宝古佬”。不能不说邓亚萍、李娜身上遗留着“宝古佬”的气质，这种气质或许是因其父母言传身教而得之。但是，如果再设想一下，邓亚萍和李娜不是生长在郑州、武汉两大省会城市，因为其父母的职业和体育相关，从小有较好的条件来从事乒乓球、网球专业训练，就算她俩那种不服输的“宝古佬”气质再浓，恐怕也难有后来的成就。

争论一个名人是哪儿的人，是很无聊的。但若细究其原籍、出生地、成长地对这个人的综合影响，放在今日中国大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我以为有着不容忽视的社会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