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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浪潮带来了东南沿海的繁荣，人口大迁徙也把城乡二元结构变得更加扩大和复杂。一些小镇变成中等发达城市，乡村变成城镇，但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随着城市化而消失，那套老管理体制的一些弊端进一步突出了，在个别地方，甚至形成了外来人口与当地户籍人口福利差距越垒越高的“社会堰塞湖”。

广州增城事件等近年一些大大小小的群体事件，在不同程度上有当地和外来人口利益冲突的影子。个别针对外来人口的管理摩擦，引起不直接相关的其他外来人口围观参与并泄愤。这在东南沿海发达城镇日渐成为突出的群体事件新类型。

必须指出，东南沿海小城镇的崛起，当初都具有自发性，最早的支柱产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当时的地方领导不可能有对今天社会矛盾的预见。中国一些“第一村”大多是二元人口结构的典型，它们对外炫耀的社会福利，基本都是针对本村户籍人口的，一个人把户口要迁进这样的“村庄”，大概比迁进北京、上海还要难。

在广东一些城镇化的乡村里，所有户籍人口都有分红，人头一年分十几万元并不稀奇，分几十万的也有。此外，沿海城镇的户籍人口很多都有财产型收入，如出租物业。他们的就业更容易，有的自己当老板，有的就职于亲朋企业的管理岗位。大量城镇出现当地和外来人口的倒挂，个别城镇的外来人口数倍甚至十数倍于当地户籍人口。经济分化与户籍分化几乎成为对等关系。

《瞭望》新闻周刊提出，这不是简单地用一句“加强外来人口管理”可以对付的，在很多地方让外来人口“融入”当地已成为伪命题，因为外来人口已经在那里成为主体。这种判断具有相当的客观性。

这样的二元结构已经成为东南沿海一些地方的“定时炸弹”，成为中国社会当前追求公平浪潮最先遭遇的突出围堰。它具有极强的基层性、日常性，利益的两端都是普通群众，一旦调整该二元结构，带来的利益损益都是真金白银，改革的难度比在大城市里弱化户口的“特权”还要艰难得多。

然而不调整肯定不行，一方面外来人口的权益意识已经觉醒，互联网在不断强化他们争取自己利益念头。另一方面，这本身就是中国社会民主化和公平化最终无法回避的利益调整，中国的南方城镇不可能成为卡塔尔或者科威特那样的畸形社会：石油财富造成外来人口高于当地人口，整个社会被分成“公民”和“外国务工者”两个群体。

一下子打破沿海城镇二元结构的壁垒是危险的，但逐渐拆除这个壁垒是必须的，实际上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在逐渐降低户口的实际“含金量”。这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没有开始，没有明确的方向，就不会有终点的到达。大城市的户籍居民已经接受了原有的福利被稀释，只要做好工作，沿海城镇的户籍居民也未必就会拒绝接受这个过程。事实上，长三角地区已经有一些城镇在尝试推进，提出“新义乌人”等，这是值得鼓励的开始。

这显然是有一定社会风险的调整，但不做调整，未来的社会风险只会更大。我们认为东南沿海外来人口集中地的当地政府应对此有紧迫感，抓紧试点，形成政策。不应怕调整的过程“出事”。不出事的中国根本就不存在。重要的是，“出事”的方向是主动建立一个与国家改革方向相一致的社会新管理形态，而非原地打转的一次次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