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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称“由于内部存在办学分歧，包括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在内4名协助创办南科大的香港科技大学教师，在开学前后，便已先后离开学校”。（6月18日，东方网）核心筹建团队成员带着失望离去，我们不免担心：教改之路将如何走下去？如果南科大教改失败，明天还会有谁敢续谈改革？

从小升初的厚厚简历，到奥数竞赛的火热报名；从课外辅导班的迅速发展，到艺术特长班的人满为患；从“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压力，到大学教育的产业化，无数教育家坚定的认为中国教育体制到了必须变革的时刻。然而，当南科大在教改的呼声中艰难破土，到今天的举步维艰，再到香港科大几位核心教师以“办学分歧”的解释从南科大撤退，未来还有谁来守护教改的希望？

对香港科大教授撤退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他们对教改前途的迷茫。对于南科大学子拒绝高考事件，正如他们在《要改革，不要口号 南科大筹建团队核心人员为何退出与朱清时的合作》文章中指出“改革的目的是用更好的更完善的更可操作的办法和措施来代替(或逐步解决)问题丛生的现有高考(考试和录取)制度，而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如果教改改什么，什么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教改都没有弄清楚并达成最终共识，那么这样的教改只能沦为一个旗帜鲜明的口号，并表达对现状的不满，而最终缺乏光明的前途。

从最初社会对教改的强有力呼声，到今天朱清时校长不得不在没有副校长、诸多行政架构缺失的情况下事必躬亲，朱清时承载的可谓是社会的集体诉求。既然教改是针对现行教育体制而言，而朱清时进退两难的处境却给了他成或败的极端选择。败，朱清时要承担教改失败之责，从此教改之路更加险塞；成，朱清时可能被推到个人英雄主义的高度，而这样体制改革必然是背离教改初衷的。凭一己之力的朱清时要将教改讲明白，这个社会的重责他能够撑多久？

而且，在高考临近时朱清时曾说：“45个青年拿他们一生的前途来参加我们的教改实验，现在突然叫他们去参加马上要举行的高考。成绩好不好姑且不说，回去参加高考就是回到了体制内，实验还有什么意义。”与其说他怕学生重回体制内，不如说他对学生成绩不理想的担忧。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朱清时内心深处依然十分重视成绩对学生能力的衡量标准，他缺乏的是摒弃以成绩衡量学生能力的底气。

我想，同样缺乏底气的还有无数呼喊教育改革的人，也正是他们的这种犹豫导致了今天教改的步履维艰。在美好的愿景与现实的处境面前，理想的巨人与行动的侏儒总是形成鲜明对比，我们从来不缺乏理论口号，而缺乏现实执行力。

事实上，现行教育体制弊端的不断暴露与教改的必要性已经毋庸置疑。如果南科大教改失败，教育家除了奢谈新的教改之路，其它姗姗来迟的建议只可能是遗人笑柄。南科大改革不允许失败。在最紧要的时刻，教育家与其保持难得的清醒并洁身自好般的“悄然撤退”，不若以一种热血青年的姿态团结起来为教改做最后一搏。国家教委也何不在此时挺身而出，为教改保留好这一颗希望种子，为时代青年昭示出改革的希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