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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香港科技大学三位援建教授对南方科技大学的公开批评信《要改革不要口号》，6月22日凌晨，南科大首届45名学生中的部分家长在博客上发布公开信《南科大学生家长对港科大三位教授的回应》，支持南科大和创校校长朱清时，称港科大三位教授“在南科大最困难的时候落井下石”。朱清时本人亦在文中回应前同事的公开信，反击称“他们掩盖了很多真相。比如，他们怎么走的？实际上和他们向深圳市要的报酬有关……这不是一个做人的厚道方法”。

港科大三位援建教授对南科大和朱清时的批评主要在：“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绝不是高教改革核心；“不参加高考”不是改革而是“文革”；无制度设计不足谈改革等等。

我理解三位港科大教授，也充分理解南科大和朱清时。三位教授一直在香港法治化的环境下生活工作，习惯于在“道”的层面上思考和处理问题，比如先聘好教授、设计好课程和专业再来招生等等。但是，南科大的改革恰恰是在突破现有的不合理管制，所以被迫在“术”的层面上寻求突围。

如果一切都在现有规范下操作，从高考考生中录取，那么南科大能够一如所愿地招到理想中的好苗子吗？能够实现一开始就提出的“自主招生、自授文凭”承诺吗？港科大的办学环境完全不同，不存在任何外在阻力；南科大正相反，最大的羁绊往往来自外部。不论是高考要求，还是行政管理人员带着级别进入。而“去行政化、教授治校、自主招生、自授文凭”恰恰是南科大一开始就对全社会做出的招生承诺。如果你处在南科大决策者的角度，会怎么办？南科大其实很简单：有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愿意和那么一个学校一起，探索一种有别于当下主流高考、主流大学教育模式的成长方式，哪怕可能付出代价，这代价包括可能不被国家教育部承认的大学文凭、包括学校可能没有真正成为一流大学、文凭含金量不被社会认可等等。

有人试图把南科大的教改看成对现行高考制度的挑战。这其实是把一颗刚刚埋进土里的种子看成了一片森林。而在种子生根发芽、成长壮大的过程中，需要土壤、需要水、需要雨也需要风，还需要各种各样的营养。绝大多数种子没有萌芽的机会，在长成参天大树之前，大部分种子乃至大部分小树都可能会夭折。比起每年上千万高三学生参加高考，比起每年无数的流动儿童无处参加高考，比起每年无数的学生或自愿或被迫漂洋过海参加“洋高考”，南科大现在45名学生所占的比例在小数点后面几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

如果将来有一天，南科大成功了，南科大的招生和教育模式成为主流，那也是长期的日积月累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如果它代表的是时势所然，那么即使没有南科大，现行主流模式也必须随时代进行自我调整。而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有活力的教育，则必须是一个允许探索、允许成功也允许失败的开放体系。而社会微小组织比如小如南科大的自我探索，比整体制度层面的探索成本和风险都低得多。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