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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香港大学继续以高额奖学金为“诱饵”，与北大、清华等内地名校拼抢高考尖子生。据悉，北京市三名并列高考文科状元的考生，都选择了去香港大学就读，每人每年将获16万港币的全额奖学金。北京市理科状元的去向尚未最后确定，但他与几所香港大学进行了充分的沟通，选择港校的可能性较大。此外，今年云南、安徽两省的文科状元也已被港大录取，接下来，相信还会有其他省市的高考状元被港校收入彀中。

香港高校与内地名校就高考尖子生展开争夺，是港校招生对内地高校形成“冲击波”的一个缩影。去年这个时候，有人根据内地各省高考状元报考港校者有所减少，认为港校对高考尖子生的吸引力下降，“港校热”已在明显降温。然而，来自几所港校的数据显示，近两年内地学生报考港校本科生课程的人数并未减少，反而呈稳步上升之势，随着内地优质生源不断增加，港校的录取分数也逐年提高，所谓“港校热”降温之说，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简单而言，港校之所以能够将一批高考尖子生从内地名校那里抢过去，第一，在于他们能够为学生提供丰厚的奖学金，第二，在于他们能够为学生开创一个开阔的国际化教育环境，帮助学生培养更强的就业竞争力和创业能力。这两方面的原因反映了一个重要的动向，就是教育全球化正在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构成强大的挑战。

为学生提供各种奖学金，特别是为家境不富裕但成绩优异的学生提供丰厚的奖学金，一直是世界名校吸引优质生源的一个传统做法。比如美国哈佛大学实行“杀富济贫”式的奖学金制度，校方根据学生的家庭收入进行测算，看他们需要获得多少资助，才能供孩子念完大学，这样，穷人的孩子考上哈佛后，因家庭贫困可以申请到所需要的奖学金，富人的孩子因为家里富有，往往不能获得奖学金，反而可能承受不了高昂学费而“辍学”。美国耶鲁大学校长曾向中国媒体表示，“耶鲁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昂贵”，因为耶鲁大学实行外国留学生资助方案，家庭年收入低于4.5万美元的外国学生，被录取后可以免费在耶鲁念本科，即使家庭年收入超出4.5万美元的标准，大多数外国籍本科生也只需支付学费的10％到20％，“这实际上是耶鲁花钱请他们来上大学”。

由于经济条件的差异，富裕家庭的孩子和普通家庭、贫穷家庭的孩子在教育起点上不够公平，高校通过奖学金制度“矫枉过正”，可以帮助后者“扳回”一些公平，从而帮助他们享受到过程中的教育公平。奖学金制度与其说是钱的问题，不如说是教育观念的问题——世界名校和香港高校多方筹措资金，为普通家庭、贫困家庭的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反映了他们对教育公平的理解与追求。反观内地的一些高校，在建大楼、上项目、装点门面上不惜血本，在给学生提供奖学金上却十分吝啬，其结果是，大学生既要支付不菲的学费和其他成本，毕业后又面临着日渐严峻的就业压力，一些人开始怀疑上大学是否“得不偿失”，新版“读书无用论”也在一些地方流行开来。

近年来，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教育逆差一直居高不下（最低估计超过100亿美元），其中主要是高等教育的逆差。这个数字背后的事实是，一部分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中国家长，在孩子申请不到奖学金的情况下，愿意用高出内地大学十几倍甚至更高的学费，把孩子送到国外大学去“镀金”。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一些中学进而办起了“国际班”，从教材到师资都与国外高中全面接轨，学生毕业时参加美国、英国等国家的高考，直接进国外大学读本科。这是国外高校、香港高校与内地高校展开招生竞争的另一种形式，而且这种竞争很可能愈演愈烈。

随着中国加入WTO时承诺开放教育服务的过渡期的结束，除政治、军事、警察等特殊领域的教育和义务教育外，其他教育领域包括教辅材料、教育设施和教育产品在内的市场都要全面对外开放（见陈至立《我国加入WTO对教育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到了一个“以开放促改革”的关键阶段，内地高校惟有正视现实，更新教育观念，尽快在招生制度、奖学金制度、教学和科研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才可望在全球化、全方位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