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是大学的核心，是灵魂。没有教授不成其为大学。著名教授就是大学的名片。在外人看来，教授是崇高甚至神圣的。可是，当今大学教授，似乎并没有那么单纯和神圣了。
首先是教授不上本科生的课。教授要教书育人，这是第一职责。培养人才是大学的第一任务，教授给本科生上课，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大学里，本科生期盼教授来上课，特别是知名的教授上课，这样既可以领略教授的风采，也可以得到渊博知识的传授。可是有的大学里，本科生念了四年，毕业了还未见到教授的面，上课的只是副教授、讲师。过去北大、清华的著名教授都给本科生上课，而且是给大一的学生上课，让学生一进校就感受到该校的文化脉搏与学术底蕴。在国外的大学，教授都给本科生上课，培养优秀人才。近年来，教育部一再强调教授要给本科生上课，并把是否给本科生上课当作考核的一项指标，说明已经看到了教授不上课带来的严重后果。
平心而论，目前，教授的生存生态并不令人满意。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针对时下教授的走穴之风说：“一位大学教授40分钟‘出场费’可高达20万元，经济学家尤其‘吃香’。如此，谁还愿意去上本科生的课？谁还愿意花时间去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教授们要靠自己在课堂外的努力去增加收入，因为他们的生计也面临不小的压力。要治理这种现象，就要改变长期以来依靠教师自身创收解决待遇的薪酬模式。国外的许多大学，是明文规定教师不可以在外边兼课的，严格限制教授的社会活动。只有改变教授自己经营自己、把教育与学术作为赚钱工具的教育环境，我们的校园才会涌现出更多的‘教授达人’而不是‘演讲达人’或‘社交达人’。”有关部门要努力改变教授的这种生态，教授们也不应忘记自己的职责。
教授的价值是体现在教学科研上的。作为学者，教授最宝贵的是时间。可如今，教授能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教学科研上的又有多少？教授要忙于跑点、跑课题、跑评奖。越是知名的教授，“跑”的任务越重。要跑，得耗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要跑，应酬的事情就免不了。要请某人在申报课题、评奖方面帮个忙，要不要请吃个饭？学术界的朋友来了，请吃个饭，也是人之常情。还有，学校、学院的各类检查评比，迎来送往，叫教授陪个客，也不能不去。主观的客观的，主动的被动的，身不由己的，投桃报李的，奉陪应酬，总让教授无法摆脱而陷于无可奈何的境地。现在如有哪位教授在家里的书房或办公室挂上“闲谈只限三分钟”的告诫，恐怕人家只会说其是神经病。
大学实行的量化管理，也影响着教授的科研生态。为应付定时的量化任务，教授们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应付之不暇，更遑论创新。这必然使得学术研究的初衷和功能发生错位。对于教授，包括致力于学术的教师，应该给他们良好的宽松的学术环境，而不应以量化管理为手段去制约其创造力。量化管理，各类的评奖、评比，还让教授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填报各类表格上。有的教授戏称，生命的三分之一是在填表！
干扰和诱惑太多困扰着教授，已使教授无法静心下来做学问了。教授耗费大量时间从事着与其本职无关的工作，这也是大学难以再出大师的重要原因。爱因斯坦评价居里夫人时说：“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多。”此言很引人深思。教授应该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成就，一流的学者不但能开拓出一门学科，甚至能推动整个科学的发展，更能给后人留下宝贵的思想财富。以居里夫人作为参照，现在的大学恐怕难以出现真正的大师，难以出现具有文化担当精神的真正学人和伟大的思想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