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的发展，对事故的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铁路事故还是屡屡证明，我们预防和应对铁路安全事故的能力远远不足。不仅仅是铁路，近期安全事故频发。每一起事故背后，都有着从建设、管理到监督等各个方面的问题。种种事故验证了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的结论：在后工业化的时代，人类正在步入一个“风险社会”。这样的风险更多地来自人类自身，是所谓“人造风险”或“文明的风险”，它是人类发展，特别是科技进步造成的。为大发展、大跨越欢呼时，社会管理者尤其需要保持警惕、完善制度，做好应对“文明的风险”的准备。 ——京华时报
乡之不存，“乡党”焉在
“乡党”作为“老乡”的用意，更多是陕西人对同乡的专称，其他省份少见。然而就在陕西，这个“乡党”文化强盛、“乡土中国”的代表地，全省仅仅剩下了90个乡，这多少让人惆怅。乡镇机构改革、城镇化进程推进，经济上向上向好发展的用意毋庸置疑。但一年内一下子就砍掉全省86%的乡，且不论这种“一刀切”式的改革是否适合各地实情，叫成了“镇”是否就推进了城镇化，“村民”是否就会很快成为保障更好的“居民”——首先从思想感情和文化传统上，这样的决然割裂似乎让人很难认同。地方政府在重大决策中，不妨耳朵伸长些，步子放慢些，思量更多些。 ——人民日报
为何后院起火后才查贪官
不少贪官落马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先是后院起火，然后网上公布，接着网友围观，再接着媒体介入，然后相关部门调查，最终一查属实，贪官落马。如果监管体制发挥效力，何须贪官后院起火后才被发现？更可怕的是，当段振豪的发妻举报后，段所在的研究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查清每一笔科研经费的去向没必要也不可能”。 ——西安晚报
削减“三公”请从公车开始
尽管北京和中央部门公布的“三公”数据，总体来看还有颇多糊涂之处，但公车支出占比畸高，已是事实。北京公布“治堵新政”时，曾提出“不再新增公务用车指标”，从如今的公车支出数据来看，还要拿出明确的公车削减计划、制定具体的公车更新标准等，才能将不合理的公车支出降下来。而这，显然不仅是北京的任务。 ——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