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艳刚 评论作者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因为脆弱,那些素不相识的人选择了抱团取暖；因为脆弱,那些曾为琐事争执的家人懂得了相濡以沫；也因为脆弱,整个社会都会对公民精神在灾难中迸发的力量充满感激。这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很多。”
灾难面前,我们的社会从来不缺公民精神。动车追尾事故中,那些成功脱险又折回车厢救人的乘客是可敬的公民,那些连夜排队献血的温州市民是温情的公民,那些驱车到现场义务运送伤员的司机是无私的公民,就连那些不停转发寻人信息的微博网友也都是我们身边亲切的公民。由此回想长江洪灾、汶川大地震、王家岭矿难救援、舟曲泥石流灾难等,每一次都让我们感受到社会大爱的涌动,也让我们见证公民力量的爆发。
我们欣慰这些年公民精神、公民意识的成长。但不得不说的是,灾难时刻勃发的公民精神,往往也随着灾难的告一段落而迅速衰减；在寻常年月的寻常生活中,公民精神表现得却还很弱,有时甚至处于深度睡眠状态。正如一些人所抱怨的那样,如今的世道,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关系,一些人对别人的事漠不关心,网络上蛰伏着各种喜欢起哄的麻木看客……
所以,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之后,如何让公民精神之灯常亮,如何让其延续下去、坚挺下去,“常态化”下去,是一个社会课题。
没人对公共事务天然冷漠,日常生活中公民精神的缺失,或许是社会急剧变化的转型期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而之所以出现上述种种问题,主要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信任机制的普遍缺失,让公众不敢轻易释放人性中的善；另一个是因为缺乏制度化的参与途径,公民时常会觉得自己只是公共事务的“局外人”。
客观地讲,至少在目前,我们制度化的公共事务参与渠道相对还比较“狭窄”,有待拓宽。而一些本来被民众寄予厚望的参与渠道、参与方式,在行进中也有变形走样之虞。比如价格听证会制度,原本是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重要途径,但频频出现的各种“猫腻”,一再打击了公众的参与热情和信任感,好制度也没有起到好效果——今年6月,东莞物价局准备举办水价调价听证会,竟然无人报名,舆论一时哗然。
这些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民众参与的积极性,也是对公民精神的抑制甚至扼杀。所以,我们有必要对症下药,从多方面多途径培育和弘扬公民精神。
只有通过机制建设,真心实意地拓宽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倾听民众的呼声,采纳民众的意见,呵护民众的参与热情,公民才不会觉得自己只是公共事务的“局外人”,才能鼓励和激发公民的参与意识,才能唤醒公民意识、公民精神。只有公民精神常态化,公民的善、公民的爱才能时时刻刻都如春潮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