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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彭宇案”几乎只是一个孤例。如果法院严格执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不向所谓“弱势群体”做有悖法律的妥协，那么救人者被诬反要赔偿巨款的案件，就不会发生。

然而，“彭宇案”的负面影响却久久未能消散，相反还得到强化，甚至有家长以此给宝宝进行“法律风险”教育。其中原因何在？原因在于司法机关，特别是最高法至今没有拿出具体措施，消除此案负面影响，让公众对见义勇为“脱敏”。

解铃还需系铃人，心病还需心药治。法院判决代表国家公信，是一种极具权威的社会评价，对公众行为有极强的指引作用。即使“彭宇案”只是孤例，但这样的判决只要有一起——有一起还没得到充分纠正——就足以影响公众对行善的风险评估，让善良人被迫选择冷漠。

公众需要最高法以明确的司法解释、案例指导等形式，重申一个简单的道理：“谁主张，谁举证”，不对救助者搞“有罪推定”，行善者不承担自证清白的责任，而是由“被救者”承担举证责任。

法律应保护善良者。4年前的“彭宇案”模糊了法律的是非观，如今公众特别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一个“扶老人法律指南”，以绳愆纠谬，厘清法律，匡扶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