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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此下去，紧接着出现的情况将是“拼单位”。也就是在福利供给模式上，我们很可能将恢复以前的“单位制”。并且需要提醒的是，今天的单位各自有着巨大差距，所形成的福利供给水平也将呈现天壤之别，甚至是“有”和“无”的差别。因此，在激励单位本身与保障公共服务的均等性层面，这一套政策所呈现的悖论让人忧虑。

事实上，这一政策本身在宏观的逻辑层面也让人感到不合时宜。在一个经典的现代社会，住房、教育、医疗、就业、养老被誉为社会福利工程的五大支柱。住房虽然是通过市场解决比例最大的一项，但对于社会的中低收入阶层而言，由政府提供必要的住房条件，已经形成一套非常成熟的公共政策集群。在这方面，且不论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即使是香港这样在住房问题的解决上并不算成功的地区，都恪守着一个基本底线，那就是公租房的责任必须由政府埋单。

现在的逻辑是，地方政府受到了中央政府的行政压力，便将建造公租房的责任分摊给单位。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提供公共服务并非不可，上世纪风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正是这一方向的典型体现。但问题在于，提供公租房原本即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市场化解决之道在于政府出钱，向市场购买服务，而并不是将成本推给市场和社会本身，然后政府又声言要自己来统筹分配。而眼下政府一方面借助单位自建房给自身减压，另一方面又声言要自己来统筹分配。这种有着卸责之嫌的公共治理的取向在现代社会可谓少见，而起内在逻辑也无法达到自洽，能否得到有效推行自然也让人心存疑惑。

也正是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如果政府强推单位自建房的政策，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担心，要么因为激励模式无法形成而导致政策流产，要么再次退回到失之公平的“福利分房”模式。而在解决上述困境前，所有有关后期分配、监管、惩罚虚报等诸多问题的讨论，都可以先行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