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留美学生对美国的认识问题。对于负笈美国的留学生来说，美国意味着什么？陈翰笙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船终于在美国旧金山靠岸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我不仅跨过了一个太平洋，而且跨越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从一个等级森严、思想禁锢、毫无民主自由可言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了一个注重科学，讲究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在我面前揭开了新的一页（注：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即使在“新中国”熏陶了如此之久，在回忆录中不忘保持其中国共产党员本色的陈翰笙还会下意识地流露出这样发自内心的述说，可见美国对这些学生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是他们人生长河中的“新历史”阶段，他们看到的是美国社会的富强与发达、民主与自由、和平而安康，以及科学与全新的知识体系。美国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模本，是他们选择国家建设方案与道路的最好榜样。

其次，他们面临的中国又是一个什么形象呢？等级森严、思想禁锢，毫无自由与民主可言是现实；落后贫弱、被人欺辱蹂躏也是事实；政治不宁、内战频频与贪官污吏鱼肉百姓仍然是真实。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政客们还像对待科举时代的士子一样对待留学生，无论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都对他们进行甄别考试，他们回国后没有发展的社会环境，不在学术与扩展中国实业上努力，却在政界消磨时光，“一言以蔽之，即归国后无正当之用途。无论在外国时所习何科，归国后辄以官吏及教员两途消纳之，此外虽有间执他业者，亦多用非所学。”（注：张贻志：《告归国留学生》，《留美学生季报》1916年春季号。）作为新一代华夏子孙要担负起振兴祖国的命运，因此他们在美国就开始实习美国那一套民主而健康的生活，并准备将之移植到中国；他们成立各类学术团体，欲发达中国学术，建设中国。可见，留美学界的社团活动与留日学界有着本质的区别。留日学界的社团活动以政治革命为特色，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以前；而留美学界却以研求学术、发达学问、培养技能、养成民主意识为矢的（注：留日留美学生群体表现的差异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一书有所阐述。笔者曾进行过他们弃理从文转变原因与转换类型的分析，参阅《清末民初一代学子弃理从文现象剖析》，《史林》1999年第3期。）。

其三，当时世界范围内广泛涌动的民族主义思潮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民族国家的出现是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结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此思潮影响下，留美学生们也在探讨运用什么样方法争取民族独立，以什么的方法治理独立国家。受美国社会影响，组织社团是他们争取民族独立与治理国家的一种尝试。

除了上述原因外，更为直接的因素是留美学生在筹集社团组织发展的经费来源上，总体而言是比较充裕的。曾昭抡1924年一年所交社团费用：留美学生会3元、清华校友会2元、麻省理工校友会3元、麻省理工教员会3元、寰球学生会2元、麻省理工学生会3元、校内化学会1元、中国工程学会2元、中国科学社2元半共21元半（注：黄延复等辑注：《留美通讯——清华早期留外学生通信选》，《近代史资料》第91号，第193页。）。一年内所缴会费74%以上是交给交谊性组织的，而学术性团体费用仅占26%不到。曾昭抡也说同学们看一次大戏要花5-6元，在中国餐馆吃顿饭需费2-3元，而且他们是常常下馆子、上戏院的（注：黄延复等辑注：《留美通讯——清华早期留外学生通信选》，《近代史资料》第91号，第192页。）。这样的记载在《吴宓日记》中也是时时见诸笔端。如此说来，留美学生们要创办一个像中国科学社这样的学术性团体，费用并不是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唐德刚先生在译注《胡适口述自传》时也有同感（注：他说庚款学生除学杂费外，每月生活费80美元，“实在是个了不起的大数目”。“所以那时公、自费留学生一旦出国，真是立地成佛。昨日还是牡牛儿，今日便可衣锦披朱，到相府招亲去了。”还认为留学生从一开始就养成的这种锦衣禄食生活状况是他们回国后将国家变得不可收拾的原因，“这样一群花花公子，镀金返国之后，要做什么样的‘大事’或‘大官’，才能继续他们在国外当学生时代的生活水平呢？因而回国的留学生如维持不了以前的标准，则难免自叹‘怀才不遇’，‘食无鱼，出无车’了。维持得了的，则其享受难免还要升级。如是则中式仆妾副官；西式汽车洋房……做起了中西和璧的大贪官、大污吏而视为当然。由留学生变质的官僚，因而逐渐形成一个标准的职业官僚阶层(professional bureaucrats)，他们眼中那里还有汗滴禾下土的老百姓呢？结果弄到民不畏死，铤而走险，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注3。）作为中国科学社重要成员、此时正留美的梅光迪在给胡适的信中有一段话，可与唐德刚先生的妙语相映成趣（参见罗岗等编：《梅光迪文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159页）。）

一个社团组织的形成和发展除了团结一批人外，需要有一个切合实际的目标，还要有一个完好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组织运行机制和团结联络同志的旗帜，旗帜一般说来是组织的机关刊物。留美学界早期的学术组织如中国学会留美支会，第一个目标“输进学识于中国”，这要靠报刊和杂志来完成，可办报不成；第二个目标“研究学问发达学问”，需要专门研究机构和研究环境，可是当时中国没有这样的环境和机构；第三个目标“联络学习专门之人”，这要求有一个完善的组织运行机制，将同志团结起来，可该团体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行政组织。另外该团体的长远计划是将整个中国学界和留学界联成一气，这种舍我其谁的气势自然可贵，而且当时留学生们作为拯救祖国的“天之骄子”确实也应该有此气势，但未免脱离实际。留美支会的经验与教训对以后中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学会的创建与发展是极为宝贵的财富。从中国学会留美支会的“见头不见尾”与中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学会的长期发展可以看出，经过实践锻炼，留美学界的学术性社团发展已步入正规。

民国成立后的中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政治革命已经完成，紧接着进行的是建设，是进行文化方面的革命，因此像任鸿隽、杨铨这样的辛亥革命元勋，要负笈海外进行科学技术知识的充电。中国科学社等留美学术社团成立之时、留学生正在美国实践其社团组织建国的国家建设理念之际，国内“孔教复兴”运动方炽，它们的“横空出世”正切合了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为陈独秀的“德、赛”先生吁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成了以《新青年》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的先导。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木加梁

＠②原字鹿下加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