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深圳宝安区联防队员杨喜利打砸男子杨武家，杨武妻子王娟阻止杨喜利反遭毒打强奸。杨武由于害怕躲在杂物间。1小时后，杨武报警并将妻子送医治疗，因为付不起钱只好返回家中。事后，杨喜利家属威胁杨武要求其撤诉。杨武受访自称是世上最窝囊的男人。（11月8日《南方都市报》）

的确，杨武可以算是史上最窝囊的男人，联防队员来了，自己躲进杂物间，几乎听见妻子被强暴的全过程，事后虽表示曾想过冲出去，但为了生活，只能忍声吞气，一小时后才敢报警……任何细节的注脚，都写满了杨武的窝囊与懦弱。这直接导致的结局是——打人者更加嚣张，继续威胁杨武，要其撤诉，而妻子则受伤在家无钱医治。

可以说，这是一起影响恶劣的社会事件，始作俑者，自然是联防队员的霸道与嚣张，但背后，杨武的懦弱，也为这样的一种嚣张，增添了更多的勇气。很多人在骂杨武，也有不少人在同情他，认为即便杨武再威猛，在这样的联防队员下，其作用微乎其微，如普通人之于拆迁大队。

其实，我要表达的态度是，杨武值不值得同情，这并不是关键。事件发生后，自始至终，杨武都没有任何的身体伤害，他的懦弱换来了自己的安全，却带来了一个家庭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

此案中，最需要质问的是，为何想杨喜利这样的人，也能做联防队员？他有无经过考核，有无最起码的评估，还是所谓的关系户？同时，必须发问的是，既然杨喜利有诸多前科，每次喝酒之后便是打人，谁反抗打得更凶，甚至连妻子都打跑了，这么多前科的履历上，杨喜利又如何能一直呆在联防队伍的阵容中呢？没人管么？没有任何的约束机制么？

遗憾的是，如今似乎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能猜中其中的细节。如这次，杨喜利依然被解释为外聘人员，这意味着，杨喜利还是临时工，只不过，人家是“资深临时工”而已。甚至其队长也表示，他早被解聘了，只是找不到人，一直未签罢了。这再次印证了一个铁的规律，出事的都是临时工，正式职工都是好的。这种辩词之末，谁都知道所谓的“司马昭之心”——无非是替罪羊而已，推卸自身的责任。

这一次，唯一不同的是，有了开放与先进的传播媒介，联防队员打人强暴事件瞬间点燃公众的愤怒，也成为一起公众事件。任何的公共事件，往往因为其独特的社会关注力，而更加接近公平与正义的天枰，那么此次公众的关注，能否成为杨武一家人命运的转机么？这值得期待。

但在此次事件中，一个必须重复的常识是，我们越是逆来顺受，越是不敢反抗，非法之徒便会愈加嚣张。试想，假如杨武能早点反抗，在一开始便报警了，即便民警真的和杨喜利称兄道弟，但在群众围观之下，民警处理此事也必然会以息事宁人的态度，何以酿成如今这般悲剧呢？

我们必须重拾起常识，该争的一定要争，看似是为个人，其实是在一个弱势群体的共同体。如果每个人都愤怒了，都去争了，发生在杨武身上的悲剧，或许便不可能诞生。也唯有每个人都去争，而非一味地“忍气吞声”，才能倒逼公平正义的到来，才能倒逼更加合理的社会秩序与机制的形成。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早就说过，如今这话用在杨武身上，放在诸多和杨武一般忍气吞声的人身上，依然使用。在民主意识觉醒的当下，仍旧有这么多杨武一样的人，这更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