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打开电脑，从多家知名网站看到了转载自12月22日《华西都市报》的一篇报导，称杨钰莹将于今天正式在深圳复出。读完这则消息，作为曾是杨钰莹的歌迷、后又恨其不争的我，心里可谓是五味杂陈。仔细想一下，却又释然：明星也是人，也可以犯错误。只要他们的问题得到了“解脱”，若干年的沉寂，对于公众人物来说，也是不小的教训了。再说，“问题明星”复出不是一个新现象了，复出之路也充满了变数，“问题明星”对于邀请他们的演艺公司、电视台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带来门票收入或收视率的提升，也可能是影响门票收入或降低收视率；对于公众来说，也拥有完全自主的选择权，如果是对“问题明星”的演技的喜爱强于对其为人的憎恨，可以选择去为其捧场；如果是对“问题明星”为人的憎恨强于对其演技的喜爱，可以选择不为其捧场；对“问题明星”本身来说，也可能是两种结果：既可能凭其忏悔的诚意、不老的演技再次为大众所接受，重新走入公众视野；也可能是因为观众的不买账而落个灰头土脸的下场，再次归于沉寂。

从“问题明星”复出，我想到了“问题官员”的复出。2011年12月14日《法治周末》一篇名为《被问责官员复出全然没规矩》的文章指出：问题官员几乎100%复出，官员被免职如同“带薪休假”，而正当复出与不正当复出鱼龙混杂，公众难分青红皂白，导致了问责制度出现信用危机。

仔细分析，“问题明星”的隐退和“问题官员”被问责性质有相似之处。“问题明星”的隐退是因为自身道德等方面的原因不能为大众所接受，不得不退出公众舞台；“问题官员”被问责是因为自己负责的工作出了问题或者负有领导责任，而被上级免职。但两者之间也有不同，“问题明星”隐退其本人可能不情愿，但因为公众不再买其帐而不得不这么做；“问题官员”则是因为触犯了党纪条规而由上级对其作出的组织处理。但二者的复出，情形却大不一样。“问题明星”复出，往往需要先借助媒体造势，顺便看看公众的反应；“问题官员”复出多是刻意避开媒体的关注，选择“静悄悄”的复出，这是表面的不同。本质的不同在于，“问题明星”的复出，公众有完全的选择权；“问题官员”的复出，则很多连名义上能代表民意的人大关都不需要经过，把他放在某个位子上，公众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正是因为公众的知情权、选择权被剥夺，才有了对“问题官员”复出的口诛笔伐。

“问题明星”复出无论成功与否，都不过是娱乐界的一条无关痛痒的新闻而已，“问题官员”“带薪休假”之后接近100%的复出率，则暴露出了政治制度建设中的“短板”，如不及时补齐这个“短板”，必将带来诸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