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时隔将近1年之后，同为人大代表的方明又是如何解读其“刁民论”的呢？有关新闻报道告诉我们，记者电话采访了方明，她表示，自己的发言只是作为一个人大代表和老百姓的切身体会做出的。她对记者强调，她坚持认为市民是需要教化的，可能是网友对“教化”和“溺爱”两词的理解有分歧，“在我看来，教化，把好的东西给他，叫教；把他身上坏的东西去掉，叫化。”她表示她在谈到政府与市民关系时，使用了“溺爱的孩子”这样的类比也没错，“客观上必须承认，政府是一个管理机构。”至于“溺爱的百姓也可能比较刁民”这一表述，她解释称意思是“政府满足了市民不合理的要求，这才是溺爱”。

于此，我们先不论其“刁民论”，而需要明确指出一点，方明代表可能连最基本的政治常识都比较缺乏，因为众所周知，在过去的两千多年的专制时期，“食肉者”，通常把其自己当作老百姓的“父母官”，而动不动就会高抛“爱民如子”之类的溢美之辞。但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就政治意义而言，官与民之间的关系已经变为“人民公仆”与“国家主人”的关系。对此，方明代表难道真的是一无所知吗？假如她内心知道，那么抛出“溺爱的孩子”之变异版“爱民如子”论，意欲何为呢？

其次，方明代表声称“溺爱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其实也是大有问题的。因为就逻辑来讲，她犯了以偏概全、判决绝对化的错误，而就现实来看，其实很多曾经被父母溺爱过的孩子，后来还是变得孝顺父母了。

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方明代表的所谓“刁民论”。其声称“政府满足了市民不合理的要求，这才是溺爱”。就一定意义而言，方明代表是不相信政府，而这是一个政治大忌。其实，从有关新闻报道，我们不难看出，尽管方明代表像专制时期的“食肉者”一样地抛出了“刁民论”，但她却未能正面去解读其“刁民论”，而只是玩起了文字游戏。但不幸的是，也许方明代表的中文学得不怎么样，所以游戏出了一个具有语法错误的“溺爱的百姓也可能比较刁民”，而做出了貌似在理，然事实上牛头不对马嘴的回应。

除上述以外，事实上方明代表也搞错了对象，这就是老百姓的不合理要求，假如被政府满足了，那么主要责任显然不在老百姓，而在有关政府的某些人员身上。

总而言之，人大代表方明高抛“刁民论”，客观上是藐视民众。如此，那么广州市民众还需要这样的人大代表吗？尽管依照有关规定，人大代表“在人大会上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