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无论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还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改革方式方法想了很多，但减权仍然不够，放权仍然不足。权力一多，就很难放下了，权力一大，就很难自我约束。权力与利益捆绑，政府机构本身必然具有为扩大权力而升格、增编的冲动，减权放权，往往充满了纠结与不舍，外部压力不够，不能促使它必须减，必须放，必然久推不动，或者推了也要反弹，上如是，下亦然。

一个过于精简的政府未必没有问题，但体系庞大、人员冗杂绝对不能成为政府的追求。没有哪一个地方，能够精确计算政府应该承担多少项事务，应该配备多少人员，但精简是方向。可取消，可不取消的，必须取消，可放权，可不放权的，应该放权，可转移，可不转移的，必须转移。

行政机构的运行方式已经与内外环境形成了某种共生性，改革起来不容易，但无可回避。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必须要让“政府”脱敏，不论当地还是外地，不论哪一个层次，“政府”不能变成敏感词，政府的问题不能变成敏感话题，必须打破政府只能被表扬的常态，让它习惯在压力下存在，接受真正的监督和约束。某种程度上说，政府的改革不能只寄望于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