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日，云南巧家召开“5·10”爆炸案通报会。巧家公安局局长杨朝邦称，以一个局长的名义和自己的前程来担保，赵登用就是此案的嫌疑人。（5月15日《云南信息报》）

截至目前，无论巧家警方出示的赵生前日记，还是留言等记录，抑或是有关其夫妻之间感情不是很好的说法，都完全不足以证明赵登用一定是爆炸案的元凶。看到巧家公安局局长以自己的前程来为赵登用是嫌疑人“背书”时，我不禁笑了。

略知些法治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刑事案件上为一个人定罪，决定该人是否犯罪嫌疑人的关键，不是某个官员的个人前程和人格，更不是这位官员的官职，而是实实在在的证据。如果没有最为直接的证据，那么就算是相关的材料准备得再充分，所有的一切设想，也只是建立在缺乏证据的推测之上，这样的推测值得怀疑。

平心而论，虽然巧家警方在案发之后召开了几次发布会，并公布了有关赵登用的一些资料性文本，但公众一直疑虑重重。这并非公众不相信巧家警方，而是巧家警方直到现在也拿不出一个能令人心服口服的直接证据，正因为缺乏直接证据，当杨朝邦局长以自己的前程进行所谓的担保时，无疑是不合时宜的，也不妥当。

“5·10”爆炸案给当地百姓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伤害，因此深挖爆炸案发生的原因，揪出元凶极有必要。只有找到真正原因，有关部门才能对这起广受关注的案件给出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司法判案，讲究的就是一个证据，没有直接证据，任何人任何形式的担保都弱不禁风。 （王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