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化名为赵先进的基层官员谈“官场酒经”的文章，被多家报纸刊登，我的话题由此文引发。

赵先进说,在北京开会的日子里，他的头脑基本上没有清醒过。粗略地算了一下，他的肚子里每天要灌进去2.5公斤酒，包括白酒、红酒和啤酒。不仅如此，他喝酒的时候，“一只手里拿着药，一只手里抓着酒瓶子”；“还有人更厉害，有心脏病的，怀里揣着救心丸，喝酒的时候一点也不少喝。”喝酒原是一种享受，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然而，如此喝酒，简直就是受罪，很有点冒着身家性命之风险的悲壮，离官场远一点的人或许很难理解。因此，有必要探求一下这种官场酒风之“风源”。

这篇文章说，这次去北京招商引资，对赵先进来说是硬任务，必须完成，招待不好谁来投资？赵先生自己则说，北京之行“战果”颇丰，有几个投资项目已经达成意向，同时，还结识了一些北京的领导。无论是从动机，还是从后果看，他都“喝死也得往上冲”。于是我想，假如投资项目能否达成意向，并不取决于包括一些北京的领导在内的某些官场人士，而确实经过实地考察、科学论证、公开竞标、平等洽谈，赵先进们犯得着“手里拿着药”，“怀里揣着救心丸”去玩命吗？

赵先进在当地喝酒另有一种心态，他说：“有领导在场，你给领导敬酒的时候，总不能端着一杯水敬吧？也不能说‘领导干了我随意’吧？”他觉得自己有“一种奇怪心理：向领导敬酒时，如果领导一口干了，他心里会升腾起一丝暖暖的感动；而如果领导只是随意沾了沾，心里会有一种小小的失落”；他甚至觉得自己“仕途不畅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酒量不够大”。有这种感觉的，当然不只是赵先进。于是我想，假如官员仕途的畅与不畅并非由某些领导说了算，而是讲求实绩，尊重民意，赵先进们或许不会在自己“一手拿着药，一手拿着酒瓶子”的同时，还得那么在意领导是“一口干了”，抑或“只是随意沾了沾”。

赵先进每天要灌进去的2.5公斤酒中，是包括白酒、红酒和啤酒的；白酒之中，茅台酒得天独厚，是最受宠的。对此，赵先进也有他的见解：“你说茅台酒到底有多好喝啊？说实话我真喝不出好来。那为什么喝它呀？因为它贵啊！”因为它贵，方才显出宴请者的诚意。因为敬茅台酒能够体现诚意而饱受官场酒宴青睐，又使它的价格暴涨。不仅是茅台酒，敬别的酒也“只选贵的，不选对的”，据说现在有一种洋酒叫拉菲，比茅台酒还贵。这样贵的酒，还要拼着命去喝，自与埋单的冤大头是“阿公”有密切关系，这叫“公款吃喝”。假如让他们自己掏腰包，一个月的工资，能喝几回呀。

由此种种可见，官场酒风的“风源”，在于缺乏制度的管束与必要的监督。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才使禁止公款吃喝禁了几十年——在我记忆中最早被曝光的是1980年北京丰泽园的公款吃喝，即使“小步快跑”，也早就该达标了——却是越堵越烈，以至形成了这种颇具中国国情的官场酒风。地方禁酒令时有所闻，发令者或许动机不坏，但恕我直言，仅仅停留在禁酒的层面去禁酒，这种官场酒风不能改变，公款吃喝之风也杜绝不了。

话说回来，像赵先生这样的当事人，也得找找主观方面的原因，不能将一切归咎于制度与监督。人在官场，有些许升迁之念，可以理解，但用这种方式，以至于冒着身家性命的风险去求升迁，却是很不值得的。倘若我是领导，看到属下居然“一只手里拿着药，一只手里抓着酒瓶子”给上司敬酒，除了严肃劝阻，还会从内心感到悲哀。(福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