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张父亲骑车送女儿上学的照片在网上“疯传”。照片中，一名中年男子骑着自行车，后座上坐着一个小女孩，车篮里放着一只粉色的书包。知情人称，骑车男子是芜湖市副市长詹云超。很多网友对此都表示深受感动。记者联系上詹云超本人，他确认，照片中骑车送女儿上学的人就是他，并称，自己几乎每天都骑车送女儿上学，“这是父亲应该做的事”。（6月2日中安在线）

父亲骑车带女上学，原本是最普通不过的市景街相，却因骑车者的副市长背景，坐车女孩的“官二代”身份而骤然升格为一起公共新闻事件。平心而论，在这个高官生活日显神秘化、公车私用普遍的令人麻木的时代，一个厅级干部能够亲自骑车送女儿上学，并且经常在大街上买鸭子、吃快餐，其朴实作风的确难能可贵，配得上舆论“对后座的孩子而言，骑车的是一个好爸爸！”的赞誉。

不过，网友的留言还有后半句：“对芜湖人民而言，骑车的是一个好市长！”“好爸爸”是否一定就是“好市长”，私德的亲善能否必然转换于公德的崇高，这是令人存疑的。这里涉及到一个评判官员的标准问题。

事实上，近年来纪检监察部门查处的贪官污吏中有不少就是“孝子慈父”。比如成都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弓继权就是一位典型的好儿子、好丈夫，他不仅经常背行动不便的老母上楼，而且夫妻感情融洽，结婚20多年从未有任何绯闻。可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却私分国有资产、贪污、受贿数百万元。此外，关于贪官为家乡修桥、铺路、做善事的新闻也屡见报端。可以说，正是洞察到人性中存在的公私域道德分裂的可能，每当有地方提出“德孝治县”、“提拔干部让家属出道德证明”等混淆公私德概念的举措，总会招致舆论的一片反对。

因此，评判一个官员的好坏优劣，私德固然是一方面，但关键还要看其在自身工作范围内推进了怎样的改革、出台了多少惠及民生政策。以詹云超为例，作为主管教育、体育、残疾人事业，同时协管文化、卫生、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副市长，如果在他治下，芜湖的教育资源分配更均衡、食品药品质量更安全、文化体育事业更繁荣、残疾人权益得到更多保障，那么即便不骑车送女儿上学，我们也认同他是位好市长；如果情况相反，则无论他送女儿上学多少趟，上街买鸭子多少回，也算不得好市长。

由此笔者认为，副市长骑车送女儿上学一事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传递出老百姓对于官员更廉洁、更亲民的期待，同时更检验着公众的政治成熟度。毕竟，“骑车送女上学”的未必都是好市长，这与身陷“拉链门”丑闻的未必不是能干的总统是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