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打工仔贺小平突发急性阑尾炎，被送到广东省人民医院。医生称手术需六七千元，但贺小平只有1000元，在花了970元打两瓶点滴后离开医院。没走多远，贺小平就疼得卧倒街头，警察叫来的救护车拒收贺小平。此时，一名好心路人将他送医并为他缴纳8000元医药费。（6月9日京华时报）

贺小平的情形，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孤身在外打工，收入很低，积蓄很少；家在农村，家底贫瘠；一旦生了病，便无钱医治，或者遭遇车祸肇事者逃逸，便无钱抢救。一旦出现此情此景，社会舆情照例一律谴责医院，痛骂医生丧失天职良心，没有救死扶伤，白衣天使变成要钱的魔鬼。而媒体报道此类新闻有着鲜明的倾向性，“医院曾拒绝接收”伤病患者，“救护车拒收”伤病患者，不交钱医生不肯继续用药等等。看起来是简单陈述事实，实质上隐含着媒体人的观点：医院应当无条件救死扶伤，医生应当无条件接受伤病患者。

无论是媒体从业者，还是社会大众，为什么不想想，救死扶伤是否需要物质成本和经济代价？如果医院无条件接受所有伤病患者而收不到医疗和抢救费用，医院如何继续生存？大街上那么多乞丐，人们为什么不要求饭店酒店为之提供三餐？路灯下桥洞里蜷缩着无家可归者，人们为什么不要求旅馆宾馆为之提供房间床铺？冰雪天寒风中少衣少鞋者，人们为什么不要求商场为之提供棉衣棉鞋？也许人们这样想，伤病患者情形危急，人命关天，逝者无回，因而医院若不施以援手，那就无可挽救了。可是医院有能力承担无限责任吗？

笔者认为，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是医院的责任，但是承担救死扶伤的成本，不是医生和医院的责任。是伤病患者和社会的责任。首先是伤病患者自身的责任，社会个体要努力工作，努力挣钱，保证起码的继续，有备无患，应对突发灾难。其次是社会的责任，天有不测风云，人有不料祸患，重大灾难落在个人头上，个人无力自理，社会需要提供救助机制。个人医疗保险、重大疾病国家救助机制、慈善事业的帮助、社会群体的互助，都是社会救助机制。医生只顾治病救人，不需要负责追索费用，这才是正常的医疗工作环境。

然而，我们身处的现实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医生需要负责自己所医治抢救的费用。如果患者病愈后逃走了，费用由医生承担；如果患者缴不全医疗抢救费用，由医生来补齐。试问，医生还能把全部智慧、精力和时间用于救死扶伤吗？首先得考虑这救死扶伤的费用能不能收到！请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医疗工作环境啊？固然抢救一两个病患者，医院还能撑下去，可是，看不起病的患者何止一两个？收不到费用的伤者何止一两个？这么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没有进入媒体人和社会大众的视野？为什么不呼吁建立社会救助机制？

也许人们愤怒于看病太贵，掩盖了救死扶伤的成本思考。其实“看病太贵”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国家财政投入医疗卫生事业太少，医院靠药物盈利为生，导致医院把药物费和检查费与医生收入挂钩，滋长医生过度用药、过度检查；二是医疗保险起步太晚、费用太少；三是人们对真正的医疗成本不了解，没比较。解决这问题，首先需要国家有效投入，其次要扩大医疗保险，提高医疗保险的抵御能力，三是需要医疗保险机构制约不合理的医疗费用，在未来建立特殊困难群体病患者和重大疾病患者的社会救助机制时，也需此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