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网友“摆古论今”微博透露，北大官网公布校领导机构设置中存在11位校长助理，5位副校长等共计27（2人兼任）人，引发网友一片声讨，称“北大沦陷”，并评价说：“你们让胡适、蔡元培、严复，这些老领导汗颜啊！”（见2012年7月4日《广州日报》）

设11位校长助理所能证明的，实际上是高校行政化问题。

高校领导机构设置人数过多并非北大一家。清华大学的校领导机构没有设置校长助理，但是各级别校领导总数也达到了23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有6位助理，但是校领导机构的人数仅为16人。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博士透露，国外高校校长级别的领导一般也就3至4人，他指出，国内高校领导机构人数太多了。而媒体记者经查询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现，各部委部长助理的数量都很少：其中最多的商务部和财政部均为4人，教育部和公安部均为2人，文化部仅为1人。

领导机构设置人数过多，不过是行政化其中的一个表现。高校的行政化，包括两个有联系而不同的方面：一是政府部门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系指过多地以行政方式干预学校工作，使得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受到限制。例如，校长的产生由政府任命，而不是由独立的遴选专家委员会公开选拔产生，这势必助长大学的官本位思想。二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是指学校的管理人员，以行政权力压制教授的学术权力，或者获取不应该获得的资源，使得学校的价值取向发生扭曲，大家都想当官，而不专心于教学和科研业务。

事实上，1998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早已明确规定高校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包括制定招生方案、调整学科专业、制定教学计划、开展科学研究等方面，但十多年过去了，这些自主权基本上都没有得到落实。也就是说，大学行政化毫无松动之态，反而在日益强化。领导机构设置人数过多就是例证。

高校的行政化和官僚化，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它往往会造成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这是因为，高校的师资有限，人的精力和资源也有限。大家本来都是搞教育的，却都忙着去当官了，必然会对学校的教学产生极大的影响。近些年来，高校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十分严峻，许多高校领导、后勤、财务人员因腐败问题身陷囹圄，除了本人放松要求、经不起金钱的诱惑，因扩招大兴土木、收费项目增多导致贪腐机会增加外，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与高校行政化、官僚化有很大关系。

积极推进教育改革，是社会和业界的共识，而高校的去行政化、去官僚化，无疑是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如果这方面的改革真能够取得实效，设11个校长助理之类的问题可能也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