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关心日方能否真正认识到在钓鱼岛问题上挑衅中国的严重性，能否从中日关系大局出发停止诸如钓鱼岛“国有化”等一切错误言行。

急救车紧急驶入狭窄的胡同，却被前方一辆出租车挡道，按喇叭催促，出租车却走走停停地“较劲”。几十米长的胡同花了五六分钟，代价最终由出租车司机来承担，因为正是他自己的老妈犯了哮喘等着急救。

这仿佛是一个因果报应的寓言，却是一个真实的急救故事，真切地告诉人们，不给急救车让道，抢占应急车道，甚至故意与急救车较劲，受损失的不仅是等待急救的患者，最终可能轮到自己必须给自己的“设障”买单。

然而，急救，这条保障百姓生命安全的绿色通道，所面临的堵塞还不仅仅是这种人为占道设障。一位痛哭不止的来电者，语气很急地说宝贝病得严重，需要马上送到医院，赶到现场才发现“宝贝”是一条宠物狗。在全市急救呼叫满足率从100%下降到85%的情势下，这样的浪费令人痛心。

事实上，急救生命通道缺乏效率的背后，还有急救体系内部及其制度设计的问题。八成出车非“急救”的现象背后，是急救调配体系未能科学地分门别类，导致不能“好钢用到刀刃上”，一边急救医生当起搬运工，一边需要紧急抢救却没人。还有诸如120和999两大急救系统并网后精确调度问题、急救站点缺乏问题等等，最终都表明急救体系的科学性有待提高。在这条民众紧急生命通道上，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严峻课题，需要有科学化的系统“顶层设计”。

北京的化解办法是立法。这个酝酿中的急救条例，已经迈出第一步，先期完成有关调研工作，拟针对各种现实问题，在重新布局规划急救站点、培训急救员、明确急救车辆具有优先通行权等诸方面完善急救体系。以地方法规的形式规范和保障“急救生命线”的通畅和延展，这是北京的第一次，科学化则是这一急救法制化进程中的最大亮点。

重新进行科学的体系设计，使急救效率有一个明显提升；以法规对阻碍急救的行为进行惩处，使急救通行的速度有切实保障，这正是保障急救生命通道畅通的“源头治理”。然而，如果没有全社会的共同呵护，急救体系的运行再科学也难以高效率，再有法规保障也难有快速度。面对急救车通行遭遇堵车、应急车道被占、车主较劲的现实，我们迫切需要增强的是救护车关系你我的急救意识和人命关天的生命意识。

本报特约评论员李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