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烟草零售商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所销售的天价烟主要在官员中流通，因为官员收礼时一般不敢收真金白银，但天价烟方便变现。烟草商还表示，为了满足官员需要低调的特殊要求，厂家会附送白盒或普通烟盒的包装，方便他们装天价烟。（7月17日《中国经济周刊》）

这才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譬如一包九五之尊：数年前曾出现在周久耕的会议桌上；今年6月，又被摆在某县委书记的会议桌上……所到之处，遍是传奇。弄得官员人人避之不及，就算真是自己掏钱买的，也不敢拿出来正常消费。但因为它又是日常送礼中最安全的、最容易变现的“现金支票”，仍在暗自流通着。厂家很贴心，一个普通烟盒，就让它从高调变身为低调。

“天价烟”的变身，与其归结为舆论监督的作用，不如说是恰恰反证了“媒体曝”、“网友曝”的不甚靠谱。你看，即便你PS修复能力再强、数码相机的画质再高、权力监督的意识再敏锐，一包普通烟摆在面前，谁能透视出里面别有洞天？零星的发现，不过是一种偶然的小概率事件。

有关“天价烟”的纠结，真正问题其实在两个层面：一者，烟草公司作为一种与权力专营直接相关的国有企业，以“附送白盒或普通烟盒的包装”的方式推销卷烟产品，算不算一种权力自渎？

二者，“天价烟”变身的背后，还有三个值得警惕的背景：一是烟酒上承载的所谓礼品文化与办事文化；二是《刑法》中有关公职人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很难剑指“天价烟”之类的“礼品”；三是在公款与私款消费的边界上，最难厘清的就是烟酒——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系统化、制度化的纾解，“天价烟”的市场就不会禁绝。而依赖有限的事后监督，如何能吓唬得了其利来利往的冲动？

“天价烟”是无辜的，官员也是消费者，消费者自然就有选择的自由。其被妖魔化的现状，恰恰反映某些消费市场与权钱之间的不清不白。私相授受的“天价烟”，无非代偿了两种功能：一是预算无约束下的大手大脚，二是以钱易权的权力自肥。“天价烟”不过是一个道具，或者说，官员对“天价烟”被曝光的敏感，无非源于对自我权力被晾晒、被人肉式监督的恐慌。只是，有监督理性在，心里没鬼，你慌什么呢？

爱看动画的小朋友都会叫一句：巴拉拉能量，乌卡拉卡，小魔仙变身。今天看来，其实“天价烟”也会变身，耐人寻味的是：谁逼着它变身？变身之后又会怎样？而我们的舆论监督，在变身后的“天价烟”身上还能窥见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