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致力于保护古建筑，抢救城市记忆：他们是福建那群80后，在网上呼吁拯救龙岩上杭老城；他们是天津文保志愿者团体，坚持留住城市的文化记忆，形成天津文保样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民间文保志愿者。（详见7月31日《人民日报》）

几年来国内涌现了许许多多的民间文保志愿者、许许多多的民间文保志愿者团体，这说明国人的文保意识在增强。这是好事，要保护古建筑，要留住城市的文化记忆，就需要千千万万的国人行动起来，共同抢救城市记忆，共同努力延长古建筑的生命。

然而，民间文保志愿者的众多，更说明留住城市记忆工作的任重道远。福建上杭的网友曾充满感伤地回忆着 “斑驳的砖墙、葱郁的古榕、岭南的建筑、向南的江水”，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这些记忆的抹去给我们带来的忧伤和失落，到底造成多少损失，有没有人用经济价值来加以换算过？众多家乡记忆找不到承载的物质，和现代人的浮躁短视，到底有没有内在的联系？

在这一切得到充分评估之前，记忆被抹去的速度却是惊人的，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召集人穆森说：“近30年来全国消失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就是4万多个城市文化记忆。要保护城市文化记忆，就需要打好一场全方位的立体的文保战争，既要电台有声、报纸有文、网络互动，又要有人行动起来去保护文物。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在参加志愿者活动时，将天津文保实践经验总结为“政府主导、专家咨询、公众参与”的天津文保模式，向全国推广。是的，大家都应行动起来保护已经非常脆弱的城市文化记忆。

然而，国人要行动起来，政府更要行动起来。天津志愿者团队顾问、著名历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认为，文物保护不能只靠民间力量，更需要国家的文物保护法律和政策落实、需要政府加强对文物的保护。确实，如果地方领导对主政地区的人文地理没有充分的感情和责任感，如果不能真正加强对所辖地区文物的保护，甚至在开发商的驱使下成为城市记忆的终结者，那志愿者再多的奔走与呼吁，也只能付之一叹。

至于福建的那群80后，更在呼吁拯救上杭老城中，质疑当地政府在拆迁过程中存在不当程序，甚至依法申请这座老城的城市规划与文物保护规划。

所以，来新夏教授的担忧不无道理，众所周知，文物的消失，有时间的“功劳”，更有政府和开发商的“功劳”。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再多的城市古建筑也得在政府和开发商的铁铲下消失，全国消失的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很大部分与政府和开发商有关吧。因此说，要留住城市记忆须政府积极有为。一是组建专业团队，调查不可移动文物的现状，拍摄记录下不可移动文物，毕竟时间会逐渐“消灭”不可移动文物，适当时机应成立城市文物回忆馆。二是政府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文保法律和制度，并且要将文保法律和制度贯彻落实下去，对旧城改造更慎重一些，城市记忆的保护，不能像一些地方只是纸上谈兵。

对一些地方来说，可以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政府积极有为，城市古建筑才能得到有效保护，而民间文保力量只能起辅助作用。（海峡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