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7·21”大暴雨没有落在北京城，而是千里之外的四川泸州上马镇，人们会有那么惊慌失措吗？

之所以发出这番感叹源于一则“惊闻”：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上马镇每年都会被淹，有时一年被淹两三次。2012年7月底，上马镇再一次重复了连续40多年的悲剧，场镇街道被淹没了大半，水位达到镇上小学3米高的大门顶部。上马镇党委书记朱成芬称，若能修一段1公里多的防洪堤能够缓解被淹的情况，但所需的1400万元的经费没有来源。（8月4日《新京报》）

又是“没钱”！一边是国家“钱袋子”多年连续跨越式增长，2012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63795亿元，为2002年全年收入的三倍之多；但为何另一边传来的却是地方政府不绝于耳的哭穷之音？不但西部小镇喊穷，就连最富省份广东紫金县蓝塘镇的政府供水工程也因没钱重修“年年只会流脏水”，近20年里，当地镇民只能靠买附近村子的山泉水和打井度日，镇里的自来水只能“洗衣服、冲凉、冲厕所”。

对此，愤怒的公众难免要问：为什么秦人李冰父子建得起都江堰，使四川变成天府之国，今人却搞不定一个小型防洪工程？为什么我们有钱花费数百亿修建三峡水坝，没拿不出区区1400万帮助上马镇居民摆脱水患？如果没有国家政策补贴，四川省、泸州市就不打算建了是吗？这样，对得起40年来纳税人缴纳的防洪保安费和官员喝掉的泸州老窖吗？

离奇的现象背后一定有荒唐的原因。上马镇连续40年被淹却无人问津，一方面反映出目前的财税分配机制存在缺陷，重城市投入轻乡镇建设、重大型工程而轻小型项目问题突出；另一方面则在于地方政府的懒政与不作为。事实上，无论是从经济还是政治的角度来看，相比连续 40年被淹所造成的城市经济和人民财产损失，花1400万修建1公里多的防洪堤以减少每年汛期被淹情况，都物有所值。然而，对于一些官员来说，小镇被淹并不会危及自身前途，在“丧事当喜事办”的救灾模式下，暴雨洪水反而还能成就他们的政绩。这不禁令人怀疑，被淹40年的小镇是否是当地养的一条“鱼”？

这种情况倘若得不到改变，1400万恐将成为永远筹不集的“巨款”，还奢谈什么“民族复兴”——之前有专家称中华民族复兴任务2010年已完成62%。在此，我们且不说中华民族复兴是否能够量化，也不谈这种“研究”有无实际价值，笔者只想强调的是，如果民众生命安全和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和尊重，民生投入与三公开支孰轻孰重得不到正确辨析，政府执政不是建立在民众需求而是政绩考核之上的，那么无论综合国力多么强盛、奥运金牌多少炫目，都称不上民族复兴，顶多不过是旧日帝国的还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