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市场价1/8的央企福利房，每月倒给500元话费的内部手机号，每年获财政补贴数千万元的机关幼儿园，年会最差也能抽到IPAD2的文艺活动……公务员、国家企事业单位的“隐性福利”，每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都会引起广泛的关注或质疑。(《中国经济周刊》8月14日)

公众之所以关注或质疑隐性福利，不仅是因为隐性福利没有大众化，更是因为隐性福利特殊的寄主：一是政府利用对权力的垄断而形成，如乱发津贴、福利房、车补等；二是资源垄断的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就近便利，如自来水公司职工免水费、铁路职工免车费、电信公司免话费、医院职工看病不排队等；三是国有企业利用市场垄断自谋私利，典型的如石油、银行、电力等企业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工资。

隐性福利寄主存在的理由，要么是公共权利的让渡，要么是所谓的关系“国计民生”，要么是所谓的集约生产以实现效益最大化，它们共同的、响亮的社会口号是增进社会总体福利，而实质的结果是，相当一部分本属于社会总体福利的公共资源，以隐性福利的形式变成了个人利益。隐性福利，在市场机制下，不合理、破坏社会公平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更见鬼的是，社会大众却要为这种隐性福利埋单：我们需要承受比美国还高的油价，需要面对时不时的税费、电费涨价，需要面对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的现实尴尬……

如果稍作深层次的思考，就会发现隐性福利就如鸦片一样，利益既得者的依赖性阻碍着社会的改革与发展：为了更大更长久的隐性福利，垄断企业、行业就会追求更大的垄断，千方百计将自由竞争扼杀在摇篮之中，从而阻碍生产效率的提高、技术的革新；事业单位就会制造出怎么也堵不上的缺口，拼命向国家财政要钱；政府和行政部门就会想办法将权力神秘化、私有化，不但增加了腐败的几率，也变异了“为人民服务”的本质。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利益集团与社会大众分道而驰，刺激和强化社会的病态群体意识，影响社会的和谐。

分析隐性福利的原因，以往主要将其归结为垄断，相关制度、政策不够清晰细致，监管不到位，市场化程度低等，这是原因，但并非根本原因，为什么国外基本上没有隐性福利呢？除了法制健全之外，很重要的就是社会分配制度健全、分配秩序规范。而我国的分配模式，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的是“低工资、多补贴、泛福利”，由于各地、各单位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工资可以有一个国家标准，但补贴和福利就没有了标准，让合理性难以判断，于是隐性福利泛滥。而在国外，任何形式的隐性福利，都属于腐败的范畴，都要受到法律的追究。

隐性福利必须整改，但在我国特殊的国情下，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循序渐进地进行。而最直接的，就应该是从分配改革入手，以同工同酬、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为基础，制定科学的可控的收入分配模式，辅以完善的法律制度、最大程度地透明化、严格的稽查和及时的审计，在规范整个社会收入分配的同时，彻底消灭隐性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