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河南孟津县小浪底镇村民杨安乐将逾6万公斤玉米卖给镇粮管所，按当时价格计算共74694元。但粮管所以“所里暂时没钱”为由，为杨安乐开具收购凭证并加盖公章，称以后偿还粮食欠款，谁知这一等就是11年。杨安乐及妻子多次讨要欠款，但历任粮管所领导均称“找前任要去”。如今，杨安乐身患脑血管瘤，却没钱支付医疗费用。（8月18日《大河报》）

从安徽三义镇政府公款吃喝欠债17年未还，到哈尔滨道外区政府拖欠工程款，企业追账无望欲卖政府办公楼，再到广东湛江公共工程拖欠300余农民工薪水10年、8人已去世……短短一个月间，这么多起政府“恶意赖账”事件接踵扑面而来，其拖欠领域之广、时间跨度之长，无不考验着被拖欠者与公众的容忍极限。如今，这张不堪的“黑名单”再次被拉长，伴随而来的又是一名因政府赖账而无钱看病的不幸者，那发自床榻的控诉是如此的悲怆与令人心碎。

政府“恶意赖账”事件为何频频发生？我想这一方面与政府决策的非科学、非民主“传统”有关。尽管“开门施政”已为各方所共识，但在政绩考核与“三公”享乐的作用下，一些地方依旧乐衷于大建各种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超标准的楼堂馆所，甚至不惜“预支”20年的财力重现汴京城。至于吃饭打白条、嫖娼给报销更是已成为人尽皆知的“潜规则”。问题是，这些超出政府还款能力的工程建筑，前期经过人大审议、民主决策吗？那些“白条消费”可曾向民众公示并接受监督？可见，倘若无法从制度上约束政府的花钱冲动，这种“前任潇洒、后任还债”的情况便无法禁绝。

另一方面,它还牵涉到一个政府权责的延续性和一致性的问题。纵观最近的几起政府“赖账”风波，我们经常会发现“新领导不认旧账”、“找前任要去”等字眼。殊不知，这种观点刻意混淆了官员任期有限性与政府责任无限性之间的差别，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有损政府的公信力。毕竟，在公众眼里，政府就是政府，政府欠的钱就该政府还，至于是哪一届政府、哪位官员欠的，则是权力内部需要协调解决的事。让公众承担政府决策失误、官员渎职失责的成本，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亦危及权力运作的连续性与平稳过度。

一直以来，和政府做生意、为权力打工被不少企业、务工者视为求之不得的好事。因为在公众看来，相比私人机构，政府的信誉度无疑要好得多。然而，接连发生的政府“赖账”风波，却不断地冲击着社会的“固有认知”。而一旦政府信誉遭遇质疑甚至破产，政府工程无人承包、公共采购无人竞标、公务宴请无人承接，那么不仅政务系统势必瘫痪，市场秩序、社会运行也将遭到破坏。这些，恐怕是惯于“打白条”的官员没料到的吧。难怪古人要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